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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最近發生的兩件國際大事情是人們不應當忽視的。在土耳其，軍人發動政變未遂，總統埃爾多安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整肅和國家機器重組。在美國，特朗普被正式提名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對這兩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情，已經有鋪天蓋地的評論，但誰也沒有把這它們聯繫起來，探究之間的聯繫。這兩件事情在今天的確毫無聯繫，但設想一下30年後或者50年後的世界，未來的新歷史是從這兩件事情開始。
如果把這兩件事情視為兩篇文章，不難找到主導這兩件事情進展的一些關鍵字，包括宗教、民主、憤怒、亂局、變化等。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探究這兩件事如何可能在未來的歷史中發生關聯。
首先是國內層面，也就是兩國國內的變化。在土耳其，歷次政變都是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間的較量。近代以來主導土耳其政治的三個主要要素，即軍隊、宗教和民主。奧斯曼帝國的存在長達六個世紀，在極盛時期的版圖橫跨亞非歐三大洲。奧斯曼帝國是政教合一的政體。從奧斯曼帝國向土耳其共和國的轉型，就是從宗教權力向世俗權力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近代軍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奧斯曼帝國面臨西方的民族國家政體而解體。軍隊是土耳其近代政治的主體，在任何國家，軍隊必須是最具現實主義精神的，也是最嚮往現代化的。在軍隊主導下，土耳其共和國實行政教分離。現實中，因為民主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在軍隊的支持下執政，或者是軍人脫掉軍裝來執政。 儘管土耳其接受了西方民主形式，但這是一種精英政治， 軍官、政府官員、世俗化的教育人員和中產階級是國家政治的主體，掌控國家政權。
和歷次政變一樣，這次政變的主要原因也是以軍隊為代表的世俗力量，對國家政權的宗教化感到非常不滿。近代以來的世俗化的進步不小。埃爾多安總統說這次政變的人士已經滲透到軍隊、政府、教育界等各個領域。儘管埃爾多安所說的這些人是否都參與了政變，人們不得而知，但這個說法也說明了土耳其近代以來世俗化的成就。經歷了那麼長時間的世俗化， 土耳其國內的各個領域已經相當世俗化了。儘管世俗化背後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宗教力量，但這種不斷壯大的力量往往被忽視。 實際上，大眾民主的發展已經再次把國家政治和宗教有機結合起來了。
代表世俗力量的軍事政變被鎮壓，這具有重大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說，軍事政變的方式已經過去了。在大眾民主時代，軍隊不再能夠像從前那樣具有自主性了，只要老百姓（包括宗教力量）不接受，政變就沒有合法性。從歷史來看，先有近代軍隊，後有近代民主，民主因此也是任何國家現代化的象徵。但大眾民主同樣也可以促成宗教和政治的結合。在土耳其之前，埃及已經經歷了大眾民主和宗教政治的結合，即穆斯林兄弟會通過大眾民主執政，但因為以軍隊為核心的世俗力量仍然足夠強大，通過民主而執政的宗教力量再一次被迫退出政治舞臺。不過，這次土耳其則成功了。有足夠的理由擔心，土耳其會再次走向奧斯曼帝國時代的政教合一體制。
美國民主內部發生巨大變化
美國一直是民主的象徵和重鎮，但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迅速推進，政府對資本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資本仍然繼續獲得巨額利益，但普通老百姓越來越成為受害者。同時，恐怖主義不斷蔓延。美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能力改變這個局面。不僅如此，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並不想改變現狀。如果土耳其表現為軍人政變，美國則表現為人們利用民主方式的“反叛”來懲罰精英階層。 在今天的西方，不管使用怎樣的方式，只要能夠懲罰精英階層，老百姓都是能夠接受的。 英國的公投可以視為是民眾對精英的懲罰，因為英國脫歐，所犧牲的大多是精英的利益。
美國共和黨人克魯茲（Ted Cruz）現在已經出局，但剛開始時，他也是利用宗教力量起來的。儘管遭到整個建制的打壓，特朗普還是起來了。儘管特朗普演講中充滿了在建制派看來難以接受、反感甚至厭惡到了極點的語言，但他至少仍然是一個世俗主義者。如果這次特朗普不能當選成為總統，美國的情況還會繼續惡化。數年之後，克魯茲必然捲土重來，或者出現類似克魯茲那樣的政治人物，動員宗教的力量來爭奪總統的位置。如果美國不能得到改變，變革的力量會繼續積累成長，直到變革的實現。
區域層面的變化是顯然的。奧斯曼帝國解體之後，整個中東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區域秩序，都和外力的介入相關。近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強勢介入中東事務。二戰之後的中東秩序就是美國和西方主導下所確立的。冷戰結束後，美國便主導了中東秩序。中東的區域秩序沒有足夠的自主性，因此一旦美國開始衰落，中東的秩序便也跟著動搖起來。
中東亂局說明了，如果區域秩序是建立在高度依賴外力之上的，這個秩序就毫無保障。 外在力量不是牢固的利益相關者，一旦利益相關程度下降，外在力量會最終離開，留下的便是一個爛攤子。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內，如果美國繼續衰落，沒有能力回歸中東，中東先會產生區域的爭霸戰爭，再在競爭中產生出一個區域霸權。今天，具有奧斯曼帝國傳統和血液的土耳其自然沖在了前面。現任總統埃爾多安是中東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
美國在中東秩序解體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這種角色則以最快的速度使得美國“自我傷害”。美國建立在其宗教之上的使命感文化，促成其在“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怖主義戰爭中，希望通過“大中東計畫”在當地推行美國式民主。但美國不僅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而是導致了諸多國家的失敗。失敗國家的產生和美國關聯，但美國對此無能為力。今天的美國已經沒有能力、智慧和眼光重新介入中東事務。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正在犯冷戰後最重大的戰略錯誤，即把戰略轉移到本來穩定和平的亞洲來對付中國的崛起。美國會有足夠的力量把這個地區搞亂，而沒有能力來保障這個區域的和平和穩定。
在國際層面，這兩件事情又會對世界歷史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從短中期來說，中東會繼續輸出“混亂”。中東原有政體的解體已經導致了無政府狀態，湧向歐洲的難民潮便是中東政權解體的產物。更為嚴重的是，宗教激進主義找到了巨大的空間。 穆斯林激進主義不僅發生在中東失敗國家，也發生在治理比較好的國家，例如土耳其。 土耳其總理不僅容許而且鼓勵激進宗教力量。從長遠來看，激進宗教主義的後果不堪設想。沒有人會相信，中東在可見的未來會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即使中東又恢復了秩序，但中東國家之間的爭霸競爭也難以避免，爭霸競爭所產生的情況甚至比失敗國家更嚴重。
歐土關係會繼續惡化
長期來說，可以再思考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學家亨廷頓生前所提出的“文明衝突”的論題。 如果土耳其或者其他政教合一政體形成和崛起，一個結合了宗教民族主義、宗教激進主義、大眾民主、現代化的軍隊等要素的國家，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如同奧斯曼帝國所展示過的，臨近的中國新疆、中亞、俄羅斯、印度都會受到巨大的衝擊。不過，首先淪陷的應當會是歐洲。 今天的歐洲已經經歷著內生的激進宗教力量的挑戰，法國和德國頻繁發生的恐怖主義事件只是其中一個挑戰。如果歐洲不能成功把近年進入歐洲的數百萬中東難民融入社會，這個龐大群體所構成的挑戰會是難以想像的。
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歐洲和土耳其的關係會繼續惡化。隨著土耳其“帝國”的再生和發展，宗教力量或許會變得更具有控制性甚至溫和性，但這改變不了其擴張性質，面向歐洲的宗教力量會發展得更迅速有效。
今天美國把自己造成的中東之亂的惡果轉移給了歐洲。美國自己會發生什麼呢？特朗普儘管政治上不正確，但他說出了諸多真理。他所說的非法移民、宗教激進主義、過度的全球化、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都是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問題。如果歐洲“淪陷”，美國的基本選擇有二。或者美國再次實行孤立主義，把自己相對地“孤立”於外在世界的麻煩。就如特朗普所說，美國要限制穆斯林人口和其他非法移民進入美國，限制過度的全球化，也就是限制資本等等。或者美國變得更加全球主義，不惜代價再次走向中東，不惜和穆斯林激進主義發生大規模的“文明”衝突。
主導今日世界的是自由主義歷史觀。 自由主義是一種進步的力量，近代以來的確改變了世界。可是事物並非如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樣單線發展，文明更非像自由主義所想像的那樣日漸進步。自由主義歷史觀因為理想而變得天真，因為天真而變得簡單甚至愚昧， 到今天不僅很難解釋正在發生的歷史，更是誤導歷史。無論是土耳其還是美國的變化，或者其他重大的變化，都意味著人類已經面臨一種新的歷史。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