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開始討論逆全球化對國際安全的可能影響。這個重要問題主要有兩方面。第一，如果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出現逆轉，這種逆轉對西方所建立起來的全球安全秩序，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第二，如果中國成為新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又會對全球安全產生怎麽樣的影響？
誰也沒有把這它們聯繫起來，探究之間的聯繫。這兩件事情在今天的確毫無聯繫，但設想一下30年後或者50年後的世界，未來的新歷史是從這兩件事情開始。
菲律賓針對中國的南中國海仲裁案及其結果，提出了一個相當具有現實性的問題，即亞洲是否會“中東化”？這裡的問題更在於域外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作用。
對於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的所謂“最終裁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接受美國《僑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周邊外交真正的焦點問題並不在南海，而是中美日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這才是中國的“大考”，中國要防止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台灣等形成亞洲版的“北約”。
英國公投、美國特朗普主義、中東亂局、恐怖主義持續、歐洲難民潮和極端政治力量勃興、拉美民粹主義從左派轉向右派、亞洲地緣政治之爭等等，都指向一個事實：今天的世界秩序出現了大問題。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人們都面臨著秩序和治理問題。內部秩序和治理危機是政治權威衰落的結果。誠如近代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言，秩序由權威所確立，沒有權威就沒有秩序。政治權威衰落了，秩序就不可避免發生危機。
近來，巴西的政治風波引起了世人的關注。代替羅塞夫執行總統職權的也是一個公認極其腐敗的政治人物，因此這個決議也被不少人士認為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有些人士直接把這個措施稱為“新自由主義複辟”。
中國在過去很多年積累了那麽龐大的産能、庫存，在那麽多領域出現嚴重短板，就是政府和市場作用嚴重失衡的産物。從這個角度來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就是“去杠杆”，尤其是去制度杠杆，即政府幹預市場經濟活動的種種手段和方法，包括顯性和隱性的制度。
美國近期在南海的軍事行動已經表明美國人確實在南海問題上出現了誤判，這是美國亞太戰略的錯誤計算。如今美國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不是合作夥伴。美國通過與其盟友以及部分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緊密合作來“遏制”中國。這樣一個錯誤的戰略將使美國付出沉重代價。
近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經濟峰會上，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直言當前中國智庫（也包括廣義的知識界）存在著知識的權力化、金錢化、娛樂化等九大問題。
2016年春節剛過，全國多地樓市“發燒”，杭州樓市告急，而上海樓市早已淪陷……就連此前一些去庫存有問題的城市也燒了起來，在朋友圈到處都是排隊購房的場面，一些仲介甚至驚呼電話被打爆，24小時不關機！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的譚銳博士就去庫存與當前樓市的一系列相關問題接受了微信公眾號IPP評論的採訪。
英國的“脫歐”話題反映了歐盟正在陷入日益嚴重的認同危機。目前歐洲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是一場制度或者說是治理方式的危機，關於對歐洲危機的探討正在引發一場對民主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福利制度等20世紀以來一系列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再檢討，其結果很可能會帶來大的制度轉型，進而影響全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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