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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英國公投、美國特朗普主義、中東亂局、恐怖主義持續、歐洲難民潮和極端政治力量勃興、拉美民粹主義從左派轉向右派、亞洲地緣政治之爭等等，都指向一個事實：今天的世界秩序出現了大問題。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人們都面臨著秩序和治理問題。內部秩序和治理危機是政治權威衰落的結果。誠如近代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言，秩序由權威所確立，沒有權威就沒有秩序。政治權威衰落了，秩序就不可避免發生危機。
再者，當前的國際秩序危機和內部危機是互為一體的。內部危機可以外延成為世界危機，例如中東政權的解體所造成的歐洲難民潮。另一方面，外部力量也可以構成內部治理危機。中東政權的解體大都是外部干預造成的。英國公投也是對歐盟的不良發展的反應。
秩序和治理危機如何發生？所謂的秩序就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精英和民眾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危機是過去三大轉型的產物。這是從二戰之後開始發生，冷戰結束之後加速，發展到今天仍然繼續。
第一大轉型是從國民經濟向全球經濟的轉型。近代以來，資本的全球化一直在發生，但並沒有形成像今天那樣的全球經濟。國民經濟指的是各國享有經濟主權。在漫長的國民經濟階段，各國的對外經濟關係主要表現在貿易和投資。儘管從對外經濟活動所獲得的利益分配，對國內各個社會群體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有能力通過稅收等機制來調節，補償受益不多和甚至成為受害者的社會階層。
當世界進入全球經濟時代後，所有國家對全球資本都失去了有效主權，甚至完全沒有主權。除了少數像朝鮮那樣的封閉經濟體，再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主權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時代，資本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質，脫離了政治和社會的制約，即使遇到來自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阻力，也能夠自行全球化。
通過全球化，經濟活動的絕大部分利益僅流向資本及關聯的少數社會成員，形成了西方所說的“富豪經濟”。當資本可以隨心所欲的時候，政府則陷入困境。各國的稅基大大減小，政府缺少收入，很難再通過傳統的收入分配方式來保障社會公平。富豪經濟已經使得社會內部的收入差異加大，而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則失去了基本的社會公平。
中產階層是社會秩序的保障。全球經濟已經重創今天的中產階層。從就業就可以看出今天中產階層的惡劣環境。在西方，中產階層由從前的產業工人轉化而來。但全球經濟產生了兩個要素，改變了就業局面。第一，技術的流動。在國民經濟時代，技術產生就業，一個技術的產生往往導致一個產業的產生，從而也是產業技術工人的產生（就業）。但在全球經濟時代，資本為了謀求最大利益，往往把技術出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因此一個技術的產生，既產生不了產業，更產生不了就業。很長時間以來，美國的就業機會被轉移到了中國的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區。
第二，區域化和全球化也導致了勞動力從落後國家向發達國家的流動。這種流動有“非法的”，例如湧向歐洲的難民，也有合法的，例如歐盟內部的勞動力流動。這種勞動力流動儘管從經濟學意義上有其理性，但在社會學意義上則對發達國家的本地勞動力，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今天的技術進步則更是對就業產生致命傷。技術產生就業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天的技術不僅不產生就業，而且減少就業。人工智慧的發展就是這樣。6月25日的《經濟學人》專門討論人工智慧問題。一項研究認為，在今後的10至20年裡，美國高達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作崗位要被自動化所取代；而保守的估計也會達到百分之十。
資本逃避本國制約
第二大轉型是從精英民主轉向大眾民主。西方兩百多年的民主歷史，在大部分的時間裡是精英民主，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今天的大眾民主是從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的。在精英民主階段的早期，政府僅是資本的“代理人”（馬克思語）。發展到後期，政府則通過保守的社會政策，通過保護社會來保護資本順利運作。在精英民主階段，資本利益和政治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是合一的。但進入大眾民主階段之後，政治利益和資本利益開始分化。從前是資本和政治的結合，現在則是政治和社會力量的結合。
這一轉型的積極結果，就是社會政策從早期的社會保護轉型為全面的福利社會。儘管社會政策的產生和大眾民主沒有多大關聯，但大眾民主有效地推進和擴展了社會政策。在福利社會，民主和福利幾乎是一體的，民主選舉往往成為政治人物之間的“福利拍賣會”。被視為是理性的選民，在投票時不需要做多少理性思考，只看哪一個政黨或者政治人物能夠為自己帶來更多的福利。
社會政策對資本運作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社會政策表示對資本的制約和規制，不僅表現在高稅收上，也表現在諸如環保、安全等方面。面臨種種制約和規制，資本開始逃避本國社會。資本逃避本國也構成了上面所討論的全球化的動力。19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是資本驅動的。這種動力機制今後也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第三大轉型是知識方面的，即從世界化轉到地方化，從宏觀轉到微觀。近代以來，西方知識界在社會轉型方向和轉型方式扮演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新的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的構建。離開知識和思想，就很難理解近代以來的進步。但是，今天的知識界的性質已經今非昔比了。知識完全受政治和資本兩種力量的影響，甚至支配，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經並非出自社會大眾的需要，而是政治和資本的需要，政治和資本決定了研究者能夠研究什麼和不能研究什麼。
從政治層面來說，在大眾民主時代，誠如美國已故眾議院院長歐尼爾（O’Neil）所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在精英時代，政治精英具有全球眼光，在決策時往往能夠把國際環境考量在內。但在大眾民主時代，所有政治都地方化了。這對知識界也有重大而深刻的影響。例如，數十年來，西方學術界對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反思少之又少，大多數完全失去反思的精神和勇氣，僅扮演論證民主和推廣民主的政治工具。與民主研究相關的發展，就是學術界把認同政治研究推向了極端。
認同政治走向極端
知識的這種轉型自然也影響到實際政治。今天，從西方到非西方，認同政治達到了頂峰。認同政治強化了人們的地方感，而失去了大局感，演變成極端的民粹政治。凡是地方的，所有的小事都是大事；凡是國際社會的，所有大事都是小事，與己無關。在認同政治下，政治空間被政黨所分割，社會空間被市民社會所分割，大家只有激進的個體感，而沒有社會整體感。政黨、環保團體、動物愛好（保護）團體等團體活動高度政治化和急進化。
前段時間臺灣所發生的一件事情，儘管在臺灣之外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但很能說明政治地方化的現象。臺灣陸戰隊員殺害了一條流浪狗，引發動物保護團體包圍了國防部，部長出面道歉獻花，海軍司令被抗議人士丟花束，三名犯案士兵與直屬上校長官向動保人士行禮致歉的畫面，還被放上面簿（Facebook）直播。之後臺灣海軍共懲處九人，三名犯案軍人有兩人記大過，列入汰除對象並移送法辦，督導不周的長官共六人被記過。讓人驚訝的是這樣一個非常地方化的事件（動物權利認同）竟然能夠引起臺灣那麼多的關切，而與臺灣的命運息息相關的大問題，例如臺灣的民主、福利社會等等，則很難有同樣的關注。
從一定程度上說，一些形式的恐怖主義也和認同政治有關。一些年輕人通過認同某一理念（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宗教的），自我激進化，加入恐怖主義隊伍。西方社會那些自我激進化的年輕人，就是在拒絕認同西方價值的同時，選擇了自己的認同。
資本對學術研究轉型的影響甚至比政治更大。資本控制學術研究經費。各種研究基金表面上具有開放性，但實際上緊緊控制了研究人員的研究意向。凡是符合資本利益的課題，有大把的錢；而不利於資本的課題，則被封殺。資本通過為研究者設計“激勵機制”的方法，悄悄地改變了研究者的研究意向。同時，資本也幫助政治人物來控制學術研究，例如今天大學對教授和教師的考核，和資本對勞工的考核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很多大學，本身就已經變成一個資本組織，學術研究和資本領域統一化。
在政治和資本設計的知識籠子裡，教授和研究者失去了思考大問題的能力，不去提重要的問題，而只能在微觀層面就事論事。他們不去問社會的發展方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現實社會問題。數十年來，儘管社會科學被認為取得了高速的發展，但在世界範圍內，並沒有產生一位像18、19、20世紀初那樣的偉大的社會科學家，例如亞當斯密、馬克思和韋伯。教授和研究者大都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技術工匠”，他們不問是非、不問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做研究的目的。結果就是政治和資本很容易確立了“意識形態的霸權”。
今天，這三大轉型仍然持續，並且有加速的勢頭。除非減速甚至扭轉這三大轉型方向，否則人們不得不繼續面臨日益惡化的秩序危機。人們要不回到前霍布斯時代，要不進行大變革來重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