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荒野中寻找丰盛 |《荒野集》出版一百周年

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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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将推出中文版《荒野集:阿拉斯加的宁静历险日志》( Wilderness A Journal of Quiet Adventure in Alaska ),以纪念这部作品诞生一百周年。洛克威尔·肯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他作画、画插图、写作、探险、经营农场……肯特的生命混杂而跃动,他的身体与头脑同样强壮、敏捷和彪悍,其作品生命力丰沛,理念坚定厚重。这是一个“完整的人”,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人生可以如此之丰盛!

《丰盛的一种可能》

文 | 杨鹏(《读书》2020年6期新刊)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二〇年初,一本名为《荒野集》(Wilderness)的小册子在纽约出版。它的副标题是“阿拉斯加的宁静历险日志”(A Journal of Quiet Adventure in Alaska),书中的内容是一百二十篇长长短短的日志,记录父子两人在阿拉斯加七个月的隐居生活,还配有父亲的钢笔速写和儿子的涂鸦。

《荒野集》1920年初版封面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晚报》(Baltimore Evening Sun),发表的书评写道:“当庸俗低劣的虚构故事、无比严肃可惜也无比乏味的书占据书架的时刻,出现了一本真正可读的书、清新的书,一本充满快乐、非常亲切的书。”

公众的反应,验证了这段评论并非夸张的赞美。《荒野集》面世不久就迅速地售罄重印,数十年来不断再版。作者日后成为卓有成就的画家,而他的第一件引人瞩目的作品,居然不是一幅画而是这本日志。洛克威尔·肯特(Rockwell Kent)显然并不觉得尴尬,反而颇为自豪。这段经历和这本书,在他漫长的人生中是如此宝贵的财富,他为一九七〇年版本《荒野集》撰写的序言里写道:

小洛克威尔在狐狸岛上的画

自视甚高的肯特,早年毅然放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的学业,投身于绘画。然而直到三十五六岁,他依然默默无闻,甚至挣扎在贫困线边缘。一九一八年夏天,为了给暗淡的事业注入灵感,同时也为了暂时摆脱家庭和情人的牵绊,肯特带着九岁的儿子小洛克威尔,从纽约前往阿拉斯加,辗转来到一座景色奇丽的荒岛。如今,这里已经是“基奈峡湾国家公园”里重要的景点,被《荒野集》吸引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当年,这对父子的邻居只有孤老头子奥尔森和他饲养的山羊、狐狸。

肯特中年肖像照

每一天,父亲除了做饭、劈柴,就是面对群山和大海作油画写生,深夜里在油灯下,记录随感或者创作墨水画;儿子除了活蹦乱跳地在树林里、海滩上肆意玩耍,就是和父亲一起锯木头,或者伏案创作自己的神奇绘本。《荒野集》里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如同电影的分镜头:风雪包裹着的小木屋里,父子相拥着读《安徒生童话》、听老奥尔森讲述早年淘金的历险故事,父与子清晨赤条条地用雪擦洗身体、在山坡上逗弄路遇的豪猪、顶着月光在冰封的湖面上滑冰,还有三位荒岛居民在圣诞树下享用丰盛的晚宴……

《荒野集》插画

《荒野集》带给肯特可观的版税收入和知名度,让他能够自由地享受各种历险,也让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充满自信。写作几乎成为与绘画平行的许多项事业之一,此后他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日志体的散文集:记述探险经历的《航行:从麦哲伦海峡向南》(Voyaging:Southward from the Strait of Magellan,1924)、《北偏东》(N by E,1929),记述在格陵兰岛生活的《萨拉米娜》(Salamina,1935),还有晚年的长篇自传《主啊,这就是我》(It’s Me,O Lord,1955)。所有这些都配有他绘制的黑白插画,贯穿着和插画一样质朴硬朗的文风,在美国的纪实文学宝库中占有独特的位置。

《荒野集》插画

作为隐居日志,《荒野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瓦尔登湖》,却又截然不同。《瓦尔登湖》的文风和内容,都像梭罗短暂的一生那样纯净、安宁;而《荒野集》的文风和内容,都像肯特漫长的一生那样混杂、跃动。离开阿拉斯加之后,前方还有将近五十年的人生历程,但是肯特毕生执守的许多思想和价值观,已经在荒岛上露出萌芽。正如肯特自己总结的那样:“荒野只是一面有生命的镜子,映出一个人带到这里来的东西。”

肯特在狐狸岛创作的墨水画《自我》

当肯特离开荒岛,回到纽约这样的舞台,他在艺术方面最大的收获,不是找到新的种子,而是让原本就信奉的价值观扎根更牢,不再动摇。他在隐居的小屋里写道:“无论我在绘画上投入多少精力,我的画作多么成功,我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Artist as art is generally understood)。抽象的形式对于我毫无意义,除非它是整体的一个片段,而这个整体必然是生活本身。……无论如何,‘生活’本身才是人能够感知、希望拥有的对象,是人努力用‘艺术’来重新创造的目标。”

几乎同一时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远在欧洲的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和许多天才画家一起,正在大步迈向抽象的,同时也是纯粹的理想艺术。肯特选择了“生活”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目标,意味着他的绘画事业,必然朝向抽象与纯粹的反义词,也意味着他的角色更接近中世纪的画匠,难以跻身现代美术史的教科书。

肯特去世后的第二天(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纽约时报》刊登的讣告写道:“这个思想深邃而特立独行、惹是生非却又无比热诚的怪人,为美国的书籍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画家肯特为世人熟知的身份,终归是书籍插画家,算不得“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

紧随《荒野集》之后,肯特为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绘制的一百一十幅钢笔插画,奠定了他在出版界的声誉。一九二六年,当出版社委托他为当时畅销的航海回忆录《桅杆前的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绘制插画时,肯特反过来向出版社极力推荐《白鲸》。这部艰涩的巨著,自一八五一年首次出版到一八九一年作者麦尔维尔去世,多个版本总计只售出不足四千本。进入二十世纪初,它的影响力仍局限在一些文学评论家的圈子里。

一九三〇年,由肯特绘制插画的《白鲸》面世,在经济大萧条的泥潭中轰动一时,它帮助《白鲸》走进了美国的无数普通家庭——一九七一年创立的咖啡连锁店,就是以书中捕鲸船大副的名字“Starbuck”(星巴克)来命名。跃出海面的白鲸(第四十一章)、傲立在甲板上的独腿船长埃哈伯(第四十六章)和甩尾掀翻小艇的巨鲸(第一百零五章),这些经典画面早已和小说结成了相互联想。目前最常见的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成时译),也选择了其中的几幅插图。

《白鲸》插画(第41、46、105章,1930年)(左、中、右)

肯特对于《白鲸》的贡献,远远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插画。全书每一章首尾的小幅配画(共一百五十章)和十几幅整页插画,总共约三百幅黑白木刻风格的墨水画,形成鲜明的主次层级,和小说的文字紧密地嵌套在一起,再加上肯特设计的封面图案、铝质套盒,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一座精美的微型建筑。这一点并非偶然,从建筑系辍学的肯特,始终保持着足以养家糊口的建筑师(以及木匠)技艺。他对待一幅画、一本书,始终采取“设计”而非“艺术”的视角。

《白鲸》的封面与铝质封套,1930年

从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年,肯特为《贝奥武甫》《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戏剧集》《冰岛古代传说》《草叶集》《十日谈》和《浮士德》绘制了大量插画。大致同时期的黑白插画不乏杰作,例如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九二五年)、德国画家艾肯伯格的《呼啸山庄》(一九四三年)、美国画家萨维奇的《十日谈》(一九三一年)等。与它们相比,肯特的插画往往能对读者熟悉的文学场景,选取更独特的观察视角,构图的动态更强;其细节似乎是古典的图案装饰手法,整体的气质却异常犀利新颖。

《莎士比亚故事集》之《麦克白》插画,1936年

为了用艺术展示生活,或者说为了生活(需要应对三段正式的和某些非正式的婚姻,以及五个孩子),肯特不屑于坚守纯粹艺术家的原则。他为奢侈商品绘制广告画——从劳斯莱斯汽车到斯坦威钢琴,还为首都华盛顿的邮政总局建筑绘制两幅壁画(一九三七年),为纽约世界博览会的“通用电气馆”绘制壁画(一九三九年)。

在肯特数十年的绘画事业中,最接近“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的部分,是数量众多的自然风景题材油画,尤其是阿拉斯加、格陵兰岛的海景和冰雪荒原题材的作品,从构图、色彩到笔触,都像他的插画一样散发着开阔雄健的气息,颇有独到之处。然而,肯特的油画作品始终停留在主流艺术圈之外,甚至鲜为人知。一方面,以现代艺术界主流的评价来衡量,他的油画作品过于“具象”。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他自己的努力。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高潮期,肯特把数十幅油画、数百幅版画连同包括《荒野集》在内的大量文学手稿,都捐赠给了苏联政府。可惜所托非人,获赠一方并没有着力推广和研究,而对肯特怀有兴趣的欧美研究者们却难以接触到这批遗产。

肯特在狐狸岛上创作的油画《日光》,1919年,现藏彼得堡埃米尔塔什博物馆

在二十世纪的著名艺术家当中,具有左派思想,以文章或者以画为工具抨击政府者不乏其人,但是政治热情如肯特一样狂热,以各种“谬论”和行动挑衅政府者,实为罕见。早在二十岁出头的一九○四年,肯特就加入了“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日后虽然并未加入美国共产党,但是先后参加过多种工会组织。即便是隐居在阿拉斯加的荒岛上,他也没有忘记发表无政府主义和反战言论:

随着年华老去,肯特的政治热情愈燃愈烈。一九五〇年,年近七旬的肯特作为发起成员,签署了《斯德哥尔摩宣言》(Stockholm Appeal),呼吁彻底禁绝核武器。他因此被美国政府吊销护照。直到一九五八年,在最高法院的“肯特诉国务卿杜勒斯”一案中胜诉,他才重新获得护照和旅行自由。一九五三年,肯特毫无悬念地被参议员麦卡锡主导的调查委员会传唤,其结果是所有美国驻海外政府机构的图书馆,销毁《荒野集》等肯特著作。肯特索性向敌人的敌人——苏联政府——更加积极地靠拢。作为对他的热情以及作品捐赠的回报,苏联政府于一九六七年向他颁发了“列宁和平奖”。基于以上这些事实,许多美国博物馆和画廊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肯特在格陵兰生活期间创作的油画《十一月》,1933年,现藏彼得堡埃米尔塔什博物馆

肯特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他的生活理想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多才多艺。俄国化学家鲍罗丁也是作曲家,法国艺术家杜尚下国际象棋接近专业水平。然而他们的多种角色,都是书桌前的脑力劳动者。肯特的身体与头脑同样强壮、同样敏捷,甚至可以说彪悍。他不愿把生活局限在画室和咖啡馆里。他走向野外,也不仅仅是为了在画架前写生,而是为了大汗淋漓的拓荒生活。《荒野集》里写道:“在密林中砍树开荒、改造我的小屋,让我品尝到了拓荒的痛快滋味。啊,精彩又充实的生活!”

在阿拉斯加的狐狸岛上,他砍树锯木、改造破败的木屋、制作家具。在爱斯基摩人的小渔村里,他亲手建起一座木屋。一九二七年,肯特依靠插画和出版日志的收入,在纽约州北部的山区购买了一处农场,取名“阿斯加德”(Asgard,北欧神话中众神的住所)。直到去世他都定居于此,经营着上百英亩的农场,并且批量出售自产的乳品。《白鲸》插画的巨大成功,很大一部分源于肯特自己的航海经历。无论划桨还是操纵风帆,肯特都称得上行家。在阿拉斯加隐居期间,他多次带儿子驾着小船驶过二十公里的海面,往返于荒岛和最近的城市之间。《荒野集》里记录了其中一次遭遇风浪,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情形:

经济实力稳固之后,肯特的探险行为一发不可收拾。一九二三年,肯特乘邮轮从纽约远赴智利南端,与在当地结识的一位挪威水手结伴探险,翻山渡海,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一九二九年,他和两位同伴驾着十米长的小船,从加拿大南端的新斯科舍出发,前往格陵兰岛。在以风暴狂躁著称的北大西洋,经过九天的航行,遭遇风暴而翻船,所幸被附近岛上的居民救起。一九三〇年,肯特再度前往格陵兰岛,来到北极圈以北约三百公里的乌伯肯特岛。在此生活的十几个月里,他多次独自驾着狗拉雪橇,闯入冰原深处探险和写生。毫无疑问,肯特是所有画家当中最成功的探险家,也是探险家里最出色的画家。他穿过的密林、荒原和巨浪,在画布和画纸上刻出一种独特的硬朗厚实。

肯特驾狗拉雪橇在格陵兰探险,1934年

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技能和经历,它们只是肯特手中的工具,就像画笔和斧子。他不会为之痴狂,只是利用它们建造一条大船,载着他享受尽量丰盛的生活。

美国画家霍珀(Edward Hopper)和肯特在许多方面颇具可比性。两人同龄并且同时期在纽约艺术学院学画。霍珀常年深居简出,刻意过着清教徒一样单纯的生活。他专注的题材,也像他的生活一样沉静忧郁。霍珀最著名的作品《夜游者》(Nighthawks,1941),成为公认的美国现代绘画经典。假如肯特把耗费在写作、政治、探险和农场的精力都投入绘画,或者把投入文学插画的精力聚焦于“纯粹”的艺术,是否会在美术馆、在美术史教科书里占据更醒目的位置?

霍珀是某一类成功艺术家的典型。他们单纯的生活就像放大镜,把柔和的阳光汇聚在单一的焦点,达到足够的能量,燃起火焰——想想梵高吧;肯特的生活就像是三棱镜,让白色的阳光发散成七彩缤纷的光谱。肯特带到狐狸岛的“荒岛图书馆”里,有两部荷马史诗。在《荒野集》里,他对两部史诗的评价,无意间泄露了自己更青睐“色散式”的人生:

在内容方面,《伊利亚特》截取漫长的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当中的片段,发生在三四位英雄之间的壮举,像火焰一般高贵炽烈。《奥德赛》的场景也集中在奥德修斯回到家乡之后的几天里,但是通过他的口述,回忆了十年来的漂泊历险,光怪陆离正像是色散的光谱。

八十九岁时的肯特,完成了他自己的“奥德赛”。他长眠在阿斯加德农场,墓碑是一块粗粝的花岗岩石板,上面刻着“这是我自己的”(This is My Own)。有趣的是,恰恰是从拥有这块石板的时刻起,肯特的生活就不再属于“自己”。它终于凝固下来,变成一件五彩缤纷的标本,向世界展示人的一生可能有着怎样的丰盛,不是画家、作家或者探险家,而是一个完整的人……

即将推出的《荒野集》中文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