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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早在知道女权一词的含义之前，就已经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了。三岁时，她见证了母亲潘奇塔被父亲抛弃，独自抚养三个小孩。潘奇塔搬回了父母在圣地亚哥的房子，她的父亲立即控制了她的财务。离婚后，她被逐出教会。年幼的伊莎贝尔观察到母亲的无能为力，并对男性权威进行了抨击。在她的新书《一个女人的灵魂》（ The Soul of a Woman ）中，她回忆起她的怨恨来源于“我家庭中的出现的问题，而这个家庭却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和现代人，但按照今天的标准，坦率地说，它相当于是旧石器时代”。这样的愤怒让她的母亲不得不带她去看医生，怀疑是由肠绞痛或者绦虫引起的。
现年78岁的阿连德说，她为潘奇塔感到沮丧，也为她拒绝为自己站出来而感到沮丧。阿连德回忆说，“她认为自己无法改变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当她看到我愿意站出来抗争时，她很害怕，认为我会被排挤。她还担心我永远找不到丈夫。在智利，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在23岁之前没有正式订婚，就是个老处女。”
《一个女人的灵魂》
阿连德最终结了三次婚，也从未放弃过争取平等的斗争。1967年，她与别人一起创办了女权主义杂志《宝拉》（Paula），意识到自己“可以将愤怒转化为行动”，并撰写了一系列讽刺父权制的专栏文章，专栏名为“类人猿文明”。后来她转向小说创作，审视家庭、历史、流离失所和女性的生活。1982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畅销著作《幽灵之家》，被誉为在男性主导的文学环境中发出了新的女性主义声音。随后她出版了《幸运之女》（ Daughter of Fortune ）、《我的灵魂伊奈斯》（ Inés of My Soul ）、《怪兽之城》（City of the Beasts）等几十本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2014年，奥巴马授予她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迄今她已经卖出了7500万本书。
《幽灵之家》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译林出版社 2007-04
阿连德在她位于加州的家中接受了采访，她自1988年起就居住在那里（她于1993年成为美国公民），现在她和第三任丈夫罗杰·库克拉斯住在一起。在她身后可以看到一扇纯白色的百叶窗，阳光透过窗页照进来。她说，隔离并没有让她变得懒散——“我每天早上六点左右起床。先是喝杯咖啡，然后洗个澡，接着我会完整地化好妆，就像要出去看歌剧一样。我换好衣服，穿上高跟鞋，然后上楼到我工作的阁楼。我不会见任何人，甚至连快递员也不会见，我为自己打扮。”
阿连德两年前与库克拉斯结婚，自己甚至依然为这一事实感到甜蜜的惊讶。“简直是在开玩笑！我根本没想到我还会有性生活，更不用说结婚了! 我72岁的时候就和我的（上一任）丈夫分居了，大家都说‘你疯了吗? 你为什么70多岁还要离婚？’。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孤独，因为我自给自足。但后来罗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正派而善良的人，这样的人可不是在哪儿都能遇到的。”
写得非常纯真……改编自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屋》电影，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杰瑞米·艾恩斯出演。图片来源：TCD/Alamy TCD/Alamy
当她在墨西哥城的一次女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就埋下了《一个女人的灵魂》的种子。这是一部女性的反思，它既是回忆录，也是辩论。“我开始思考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人生轨迹，”她说。除了记录她早年的家庭生活，书中还包含了对青春、衰老和物化（“女权主义并没有把我们从这种奴役中拯救出来”）的优雅而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她也审视了生殖权和性暴力，并阐述了她对女权主义的定义：“不是我们两腿之间的东西，而是我们双耳之间的东西。这是一种哲学姿态，也是对男性权威的起义。”
特别感人的是她对自己与孙辈关系的反思，她孙辈的身份认同是非二元性别。“当他们（they，非二元性别者常用的人称代词）把我介绍给朋友时，我会问每个人他们喜欢被称呼的人称代词。”我告诉她，这对她这一代人来说是罕见的。“确实如此，”她同意，“但你知道，事情会变，变化是有原因的，你必须适应。当年轻人质疑的时候，总是显得太过火，显得很极端。但在这种斗争中，总会发生美好的事情，新的想法，新的艺术，新的创造力。我们正在推动历史。”
回顾她在智利的童年，阿连德回忆其当时的父权社会“非常成功地将女权主义者描绘成不刮腋毛的愤怒婊子”。“很多年轻女性都吸收了这种想法。虽然她们不会放弃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经过一番奋斗所获得的权利，但她们却不想被称为女权主义者。我当时常说现在仍然在说的是：‘你不喜欢这个词，就不要用它。改变它。都无所谓。只要为此斗争就好。’”
对她而言，这种斗争包括帮助他人，承认自己在教育、技术和医疗方面的特权，并了解这些东西是多么容易消失。阿连德说，“在疫情中，首先失去工作的人是女性，“她们被困在家里养育孩子，因为学校没有开放。有时，家庭里的施虐者就和她们住在一起，她们没有任何资源，因为一切都处在隔离中，她们将是最后恢复的人。女性必须非常警惕，提高警惕，因为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
1985年，阿连德在加拉加斯的家中。图片来源：Felipe Amilibia/AFP/Getty Images
毫无疑问，阿连德了解失去的滋味。1973年，她的表兄、社会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一次暴力政变中被皮诺切特推翻并杀害。她被政府列入黑名单，与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逃往委内瑞拉，他们在那里生活了13年。1991年，她的女儿宝拉·弗里亚斯因卟啉症陷入昏迷，一年后去世，享年29岁。她经受了更深的创伤。阿连德之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宝拉》（ Paula ），在出版后，她说自己“陷入了瓶颈——我无法写作，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感到内心空虚”。
为了分散她的悲伤，她的丈夫和一个朋友决定带她去印度。当他们开车经过拉贾斯坦时，车出了问题。等待修车的阿连德和一群当地女性聊了起来。虽然她们语言不通，但却能交流。离开之前，一个年轻女子递给她一个破布小包裹。“她坚持要我打开包裹，我看到里面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回忆说，“她一定只有一天大，脐带还是新鲜的。”司机出面干预，把婴儿交还给女人，并把阿连德赶进车里。“当时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婴儿送人，她告诉我：‘那是个女孩。谁会想要一个女孩呢？’这让我心里有了些许触动。”
回家后，她成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基金会。“使命是帮助像她们这样的女孩，那个我无法伸出援手的小婴儿，还有像那位母亲一样的女性，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就是送给别人。”基金会专注于女性健康、教育、经济独立和免受暴力侵害。自2016年以来，它已经扩大到援助难民，特别是美国南部边境的难民。她把回忆录《宝拉》的所有利润都捐给了基金会，此后，她依然将图书收入的一部分注入基金会。
阿连德说，多年来她一直想写一部爱情小说，但每次都失败了，因为她不相信她所写的男性角色。“我开始写，没一会就会放声大笑，我不能用那种轻浮的风格写作。我必须得先相信，有着绿眼睛和大胸的处女会吸引来一个对爱情失望的富豪CEO。我一生中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所以我没法相信。”当她确实在书中引入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男性角色时，她说：“我在第112页左右就把他杀了，因为我很快就发现我受不了这个家伙。如果你不希望这样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为什么要把他强加给你的主角呢？”
写《幽灵之家》时，她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我没有榜样，我也不知道我的书会不会有人读，更别说出版了。我是冲动之下写作的，非常纯真。”那时，她的第一段婚姻已经破裂，她在加拉加斯的一所学校里当管理员。她利用晚上、周末和假期写作。这本书一开始是写给她临终祖父的信，最后变成了关于家族的虚构故事。
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阿连德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图片来源：ddp USA/REX Shutterstock
近40年来，在写了25本书后，阿连德学会了计划，但只是一点点。“我的计划是，如果1月8日我还活着，就开始写一本新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每年我都会开始写一本新书，因为也许我还没有写完前一本。”既然我们是在一月中旬进行的采访，这是否意味着她已经开始写新书了？“是的，”她点点头。能透露新书的内容吗？“当然不能，”她笑道。她能告诉我的是，在开始之写作前，她不一定会有一个想法。“一半的工作是坐在书桌前，”她说，“你坐在书桌前，打开你的思想和心灵，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在多年的写作中，我已经学会了必须要有耐心。除了政治和足球，我可以写任何东西，所以我知道如果给自己时间，放松下来，就能写出来点什么。如果我很紧张，拼命地呼唤缪斯，缪斯就不会来了。”
在《一个女人的灵魂》中，阿连德描绘了一幅她年过七旬的生活图景，“我正处在我命运的辉煌时刻。”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她的一生中，她看到了女性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和女性将拥有同等的权利。结束父权制“（需要）进化的飞跃”，她说，“那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而我不会看到它。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我们从巨大的愤怒和不公正感中起步，最终让事情走上正轨。我们像疯了一样地战斗，却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只要继续为最后的目标而努力，它就会实现。我们会做到的，我相信。”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