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财经观察 | 中国创新的大时代要来了

亚太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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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姜超

近期,最令国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中兴通讯的禁售令事件,美国商务部宣布,因为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未履行和解协定中的部分协议,美国商务部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元器件,时间有可能长达7年。

从长期来看,这一次的中兴通讯事件对我们经济发展未必是坏事,因为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软肋,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未来中国一定要下决心抑制地产泡沫,转向创新驱动发展。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轻易掐住我们的脖子,因为我们技不如人,大量核心技术和产品依赖于进口。以中兴通讯为例,其虽然是全球第四大通讯设备制造商,但是设备中的零件有60%来自外部供货,而这6成里面又有一半来自美国市场。而不仅是中兴通讯,中国整个芯片产业都极度依赖于进口,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高达2600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1932亿美元,集成电路早已超过石油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商品。17年排名全球前十大的半导体企业,没有一家是中国的。

因此,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是美国的2/3,数量上看已经足够大了,但是从质量来看还是成色不足。我们的GDP当中有不少泡沫成分,这一点作为宏观研究员,我的感受尤其深刻。

我们分析中国经济的好坏,首先就要分析房地产市场。每一次我们要刺激经济,就要刺激房地产,结果是经济短期回升,但是地产泡沫越来越大。但是房地产泡沫对于中国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房价天天涨,那谁都想找银行贷款买房,去年一年中国老百姓就找银行贷款了8万亿,整整GDP的10%被居民借走了,这么大的债务,未来的经济风险怎么办?房价如果天天涨,谁还愿意踏踏实实去搞研究,搞创新?如果只是看房价,现在中国人确实有钱了,问题是房子是不可贸易品,房价高只能在国内自娱自乐,能拿中国的房子把中兴通讯的零件换回来吗?

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一定要改变靠地产泡沫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向靠创新驱动。而新一届政府提出来未来转向高质量发展,其实就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未来我们不再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

问题是,我们要靠什么把中国经济转过去,转到靠创新和质量驱动?我们发现,关键是要改变我们的融资结构,从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

旧经济靠钱,数量发展靠举债。我们过去之所以走上了靠举债发展的道路,其实也是工业化时代的必然结果,因为债务融资是数量式发展的最佳方式。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我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这个背后有两大动力支撑,一个是人口红利,我们每年有1000多万人出生,另一个是城市化,每年有2000万农民进城,相当于每年有3000万人的新增需求,他们要买房、买车、买家具家电,所以政府定义过去30年是居民追求物质生活满足的时代,中国居民的目标是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数量需求。

与此相应,中国企业的任务是生产大量的房子、汽车,而不用特别关心质量,所以在这一阶段,最适合中国的融资模式是以银行为主的债务融资模式。可以发现,中国第一代的富豪,包括无数的地产、钢铁等企业的老板,许多都是农民出生,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而且都是靠找银行贷款发的财,因为只要有了更多的贷款,就可以买更多的地、盖更多的房子、建更多的工厂。

对于国家而言,更多的贷款就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更多的GDP,就是更快的发展。因此,过去债务融资确实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工业化。

新经济靠人,创新发展靠股权。但是面向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城市化也步入尾声,城镇居民家里的各种耐用品已经基本普及,面向未来中国居民的美好生活绝对不是靠桑塔纳汽车可以满足的,大家要开好车,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而更好的质量必须通过创新去实现。

而创新的根基是知识产权,是人力资本。工业化时代不读书也可以发财,因为都是简单复制,不需要知识。而创新的基础是各种专业知识,靠的是科学家、工程师,这些都是人力资本。

而激发人力资本的关键是股权融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经在01年写过文章,论述新经济与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的关系,在当时的他看来,新经济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新经济的核心特点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创造性和市场的追求为源动力,而风险投资则是驱动新经济扩张的最关键因素,而风险投资必须以资本市场为出口,股权融资是分担风险、激励创新的最佳机制。

我们曾经研究了美国、日本转型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发现他们曾经都陷入举债发展的陷阱,但是美国人成功地走出来了,而日本深陷泡沫经济,关键在于融资结构不一样。在08年以后,美国人靠着PE融资、股权融资,激发了一批又一批新企业成长壮大,而日本人因为一直靠银行管企业,后来很少有优秀企业诞生。

我们可以发现,在新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伟大企业都是由股权融资培育的。比如美国的Google、Facebook等等,都是通过资本市场培育的。而中国目前在全球的优秀企业代表阿里、腾讯也是通过资本市场培育的。

所以,我们认为,要激励中国企业创新,关键是要改变中国的融资结构,一方面要压缩债务融资,挤掉地产和金融的泡沫,促进实体经济。同时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激励创新企业发展。

改革开放资本市场,助力创新企业发展。我们发现,新一届政府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专家治国,无论是刘鹤副总理,还是易纲行长,都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相信他们一定会做专业的事情,而不会走随意放水的老路。

从今年两会的政府机构改革来看,我们发现这么一个变化,就是证监会单列,而把银监会和保险会合并为银保监会。在我们看来,这背后的含义应该是大幅提升了股权融资的地位,因为证监会主管的股市代表股权融资,而银行贷款主要代表了债权融资,因此这样的安排意味着未来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今年开始呼吁让中国海外优秀企业回归A股,同时放开国内优秀企业上市,虽然目前上市和定价机制还有待商榷,但是这个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与此同时,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香港股市的制度在今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同股不同权和亏损企业上市,都将在今年实施。我们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的芯片、软件还有医药行业需要发展,这些行业充满了希望,但同时这些都是高投入的行业,而且是高投入高风险,靠政府投资也不一定能成功,而资本市场其实可以帮助这些行业发展。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研发,而且短期还不一定能见效,那么就需要允许亏损企业上市。与此同时,又想大量融资又不想失去控制权,那么就需要允许同股不同权。为什么美国能够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因为美国的股权制度以前是最领先的。当时阿里选择去美国上市,就是因为同股不同权的诉求。而美国的亚马逊、特斯拉等巨头长期亏损,但是得益于资本市场的持续支持,成为行业的巨头。而中国的创新药企业百济神州,在美国上市以后价格涨了近10倍,其逻辑也在于上市融资可以帮助这些企业更快发展。

在我们看来,香港股市的这些积极变化值得肯定,所以今年年初我们明确提出,对香港市场长期看好,因为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代表金融和地产的周期市场,而是将转变为以腾讯为首,未来可能包括小米、蚂蚁金服等一批新兴企业龙头的市场,它代表的是中国的转型和创新,如果大家看好未来的中国,就应该看好港股的长期机会。

同样地,如果我们对于香港有信心,其实就可以对A股的未来更有信心。因为香港是中国的,所以香港的改变不是独立的事件,而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一个环节。我们知道,直接改革往往阻力重重,但如果我们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比如说现在在香港实施了这么多有利机制以后,如果中国的好企业全部去香港了,那是不是意味着A股的制度也有了改变的必要?所以我们相信,香港有的这些制度,未来我们应该都会有。而如果我们能够加大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力度,建立了鼓励创新的制度,那么中国的创新就会大有希望。

研发创造价值,创新时代到来。从宏观来看中国经济数据,在过去几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统计口径的变化。自从2016年开始,中国统计局正式将研发创新记入到GDP统计当中,所以这两年的中国GDP增速貌似没变,但其实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研发和创新开始创造GDP。

从政府2016年公布的数据来看,考虑研发以后,2015年的经济总量比修订以前多出来8800亿,占当年GDP总量的1.3%,修订后的GDP增速比之前平均高出0.05%。

但是其实新经济的贡献不止是0.05%,从2017年开始,政府开始按季度公布信息服务业这一代表新经济的行业增速,我们发现其增速接近30%,目前其占GDP的比例是4%,因此其对经济增速的贡献已经超过1%,去年实际上是新经济的高速增长稳住了经济。

其实,在海外大家早就把研发创新计入了GDP,但是这不仅是一个官方统计行为,而且其实是市场行为,也就是研发其实是在创造价值,需要重新定价。

比如说美国著名的亚马逊公司,其市值高达7400亿美元,其持续亏损了20年,到2017年才30亿美元净利润,换算成PE高达200多倍,为什么市场给予它这么高的估值?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17年其投入了226亿美元进行研发,如果亚马逊完全不做研发,那么它的17年盈利可以达到256亿美元,换算成PE也就是29倍,要低于其他主要的科技公司。这说明,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对企业研发费用要给予巨大价值。

而亚马逊的研发不仅给股东创造价值,也直接创造GDP,相比16年,亚马逊的研发费用增加了65亿美元,如果将这一笔新增研发费用直接计入GDP,差不多相当于美国17年新增7600亿美元GDP的1%,这还只是亚马逊一家公司的贡献。

再来看中国,今年中国的成长股领涨,同样被很多人讽刺为泡沫,因为经历了15年创业板泡沫破灭之后,又经过过去两年的白马价值股上涨,很多人已经开始把买银行和地产股当做是价值投资,把买成长股当做投机,果真如此吗?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正在错失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机会。

为什么今年恒瑞医药表现这么好?表面上看,恒瑞医药的估值高达80倍PE,因为17年的利润只有32亿,而市值高达2400亿,但是我们看的再仔细一点,可以发现它17年的研发费用高达17.6亿,占总收入的13%。如果恒瑞不做研发,它的利润可以达到50亿,估值降到50倍。如果美国股市可以给企业研发费用巨大的价值,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呢?

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今年在医药、半导体、软件等行业上涨的一系列公司,其实都是研发费用比例比较大的公司。而华为之所以成为中国企业的骄傲,在于其是中国企业当中研发费用最多的,一年的研发费用接近900亿,占总收入的15%。

而且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未来的中国,既然研发创新记入了GDP,那么我们就多了一种稳增长的方式,未来不需要再去放水刺激房地产,而是可以通过搞活资本市场,激发股权融资,同时通过给创新和研发企业减税,通过研发创新来稳增长。

而我们再去看这些金融地产企业,哪些是靠自己的努力研发在赚钱?哪些是靠垄断和泡沫在赚钱?未来如果政府下决心开放市场、打破垄断、抑制货币超发、鼓励创新,那么面向未来,到底谁更有价值呢?

所以,只要政府下决心去杠杆、补短板,一手管住影子银行和货币超发,抑制地产泡沫,让金融和地产促进实体经济,一手放开资本市场发展,改革资本市场制度,促进创新企业发展,那么我们坚信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只不过有希望的不是金融地产,而是实体经济与创新企业。

作者简介 姜超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