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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初，隔离（在英国）还是个新鲜事物，我所在街道的WhatsApp搜索记录都是有关面粉的，我们骑30分钟的自行车穿越伦敦东部，来到纽汉姆的一个仓库，那里有一家法国面包店在卖面粉。人们在原本荒凉的街道上排成长龙，我和身后的女人聊了起来。在我们聊完面包制作的问题后，她说她是该地区的一名社工，负责监督几家养老院，这些养老早在新冠病毒到来之前就已经采取了特别措施。
“养老院里的居民们都快死了，”她告诉我，“我们不能进养老院，我也分不清是因为新冠还是护理不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至少又过了一个星期，媒体才发现了养老院的危机，那时已经太晚了。数千人已经死亡。
许多在隔离生活时挣扎度日的人，现在都能回忆起新奇变成噩梦的可怕时刻。我们仍在努力理解这场流行病的全部含义。自我保护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有些人认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事情要做，不想了解更多。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就关掉这篇文章：雷切尔·克拉克和加文·弗朗西斯，这两位最优秀的医生兼作家崭露头角，在他们令人信服但又悲痛的描述中，不遗余力地描述了他们在第一波疫情期间的工作情况。
《难以呼吸》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波疫情中，读到他们的描述几乎让人无法接受，好几次我都泪流满面，凌晨时他们的文字还萦绕着我的脑海。在《难以呼吸》（ Breathtaking ）中，克拉克描述了去年4月接近崩溃的医院；在《重症监护》（ Intensive Care ）中，弗朗西斯写的是全科医生手术室在精神健康危机激增情况下的挣扎。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就提到，每个人都“在健康的王国和疾病的王国”拥有双重国籍。对于很多人来说，后者是陌生的领域，直到我们被迫移民到那里。但对于那些好奇的人来说，克拉克和弗朗西斯充当了外国记者或地图绘制员的角色。
克拉克引用了扎迪·史密斯关于“全球谦卑”的评论。我们曾相信，技术和科学可以或已经解决了人类的许多生存威胁，并给西方占全世界的一小部分人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便利。但新冠疫情打破了这种普遍的幻想，提醒着我们与祖先一样，现实是我们的身体依然不堪一击。克拉克还引用了加缪的《鼠疫》：“瘟疫既是毁灭又是启示。”对于医生来说，光是缺乏知识就已经很可怕，更不用说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和重症监护室床位了。在许多情况下，克拉克和弗朗西斯发现自己除了同情之外，不能给病人提供任何东西。矛盾的是，这让他们的书变得更有力、振奋，甚至令人安心。
弗朗西斯在书里解释了一些有用的科学和医学史，这与他作为爱丁堡医生的身份相称，毕竟这座城市是公共卫生的摇篮，其发明所拯救的生命远远多于任何外科奇才。从希波克拉底到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再到劳拉·斯平尼对1918年西班牙流感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苍白骑士》（ Pale Rider ），弗朗西斯提供了关于流行病历史的几个重点。这为他描绘城市手术室、在奥克尼岛借调以及流浪汉病人的故事提供了背景。他生动地描述了这场大流行病对不同社区的影响——从依赖直升机提供医疗服务的岛屿到内城脆弱的边缘人群。
克拉克的语气更亲密，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她因恐惧、愤怒和沮丧而无法入睡的夜晚写成的——她将后两者归咎于政客的无能和谎言。她的愤怒潜伏在许多段落之下。她抨击决策的拖延，以及统计数据的“数字剧场”。你会感觉到她在努力保持冷静和理智，却常常处于崩溃的边缘。
《重症监护》
这些忙得筋疲力尽的医生之所以花时间写作，是因为他们有理有据，热衷于倡导治理“疾病的王国”的正确方式。在许多关键的细节上，两位作者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两人所从事的部门都与高科技无关，没有神奇的心脏手术，而是以每天面对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的病人为中心。在书中的每一页，他们实际上都在论证，有力的关系（信任、温暖和仁慈）不是令人愉快的外在因素，而是医疗保健的绝对必要条件。
克拉克和弗朗西斯经常提到同事们的专业精神、敬业精神和关怀。护士、接待员、医护助理、医生同事、搬运工、医护人员：他们在困难中挣扎着给予每一位病人的关注和善意，都在书中得到了盛赞。克拉克描述说，重症监护室里塞满了机器，病床紧紧地挤在一起，病人们俯卧着，身上插满管子，而这些病人们只代表着数字。然而即使在这种看不到面孔的非人化环境中，工作人员也竭尽所能地联系亲属，并给予安慰。
两位作者都提醒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追求效率、提高生产力、将人当成数字，往往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管理工具可以衡量善良的价值？两人都拥护NHS的全民纳税人资助理念，并感叹投资的不足将他们置身战场，而且设备严重不足。
他们特别强调了前线经验和政治叙事之间的巨大差距。当鲍里斯·约翰逊扔出一个又一个无厘头的最高级赞美词时，弗朗西斯戴上个人防护装备去探望隔离的老年患者，接听无休止的绝望电话。而克拉克则裹着塑料袋，在病房里辛苦工作。约翰逊并没有做到诚实和谦逊，而是提供了虚假的希望（12周内送走新冠）和缓慢、摇摆不定的决策。约翰逊一连串的错误带来的挫折感是促使他们写书的部分原因——如果首相不能尊重普通人，并与人们平起平坐，这些医生会。
新冠是一种格外残酷的疾病。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任意选择以最凶残的方式攻击受害者。但更广义意义上的悲剧是，这种疾病的载体是人类获得联系的方式——语言和触摸。那些最爱我们的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带来死亡。这对家庭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悲伤、内疚和哀悼的重压无法被分担。
支撑克拉克和弗朗西斯继续工作的，是同事们的鼓舞和病人的勇敢。约翰·伯格关于全科医生生活的书《幸运者》（ A Fortunate Man ）为弗朗西斯带来了启发。伯格在全科医生的手术室里观察了许多病人，得出结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勇敢和顽强”，以及“从根本上说，忍耐的概念远比幸福重要”。这些精湛的作品清楚地表明，这场瘟疫的启示是双重的：我们的狂妄自大被击碎了，但人类的勇敢、勇气和忍耐能力仍然惊人。克拉克和弗朗西斯每天都在“疾病的王国”里见证着，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同时敦促我们也如此。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