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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美国诗歌的读者在上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了露易丝·格丽克，其余文坛人士大多把她不久前获得诺贝尔奖当作一个惊喜。这也难怪。她并没有特别的话题性，也不算特别有国际影响力。就像她后期作品中出现的那些更悲伤但更聪明的成年人一样，她似乎可以保持自己的节奏，并远离一切。这种态度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她成功的条件，她的作品是严肃的，往往简洁、内省、令人不安，有时则令人振奋。就像与她同类的那些作家一样，她身上也有矛盾之处。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她的12卷诗集（和两本小册子），它们可能看起来几乎都是一个整体。不过，再读它们，分化就会跳出来。格丽克曾说过，她试图改变和挑战自己，甚至每本新书都要反其道而行；如果你读得足够深入，你就能看出她在这一点上的坚持无比正确。
不要从头开始，把《头生子》（ Firstborn ，1969）作为入门作品，最好先读《沼泽地上的房屋》（ The House on Marshland ，1975年）和之后的几卷诗。这些优雅明快的作品，为我们描绘了在一个真相永远残酷暗淡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女性或女孩。格丽克笔下的格莱特在逃离女巫后，无法停止想象哥哥差点死在其中的炉子，她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拯救他。一首名为《我的黑衣服在这里》（Here Are My Black Clothes）的诗开始是这样的：“我想现在不爱任何人比较好/与爱你比起来的话。” 《情诗》（Love Poem）谴责情人或前任：“难怪你会变成这样，/害怕血腥，你的女人/像一堵又一堵砖墙。”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 柳向阳/范静哗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5
格丽克早期的文风并不总是那么凄凉，但她在作品中描述了许多人、许多困难的家庭、许多成年人的艰难选择，而不是堆砌自己生活中的细节。《阿基里斯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Achilles ，1985）扩大了她的神话和场景、格言和见解的主题范围，但并没有减轻悲伤的情绪：一个市场上堆放着橘子的梦境幻象，显然是一个孤独女孩的避难所，最后：“于是就这么定了：我可以在那里度过一个童年/这就意味着永远孤独。”
格丽克的父亲参与发明了常用于制作工艺的X-Acto美工刀，这是对格丽克诗歌下笔精度的绝妙隐喻。她在长岛的青春岁月充斥着饮食失调带来的意外，格丽克没有上大学，而是在大量的心理分析咨询中度过了那段时期。“我学会了像心理医生一样倾听，”她在《阿勒山》（ Ararat ，1990）中写道。这卷诗集把家庭故事放在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不可信的说话者》（The Unreliable Narrator）等诗中长长的、几乎是聊天的场景，可能会让那些早年生活困难的读者产生共鸣。《一则故事》（A Fable）改编了所罗门王的传说：“假设/你看到你的母亲/在两个女儿之间徘徊：/ 你能做什么呢/ 为了拯救她，除了/愿意去毁灭/你自己？”如果说这些诗是忏悔的话，那它们是自觉又自责地把可能毁掉生命的创伤当作事实来陈述的：“我的儿子很优雅，他有完美的平衡/他不像我姐姐的女儿那样争强好胜。”（《表亲》[Cousins]）
这些自我审视仍然是一些读者最喜欢的诗歌，但对另一部分读者来说，它们就像是格丽克获得普利策奖的《野鸢尾》的前奏。《野鸢尾》的大部分抒情诗都有非人类的叙述者：花草、苔藓、树木和上帝。诗人通过这样的面具，代表整个世界对造物主说话。“你救过我，你应该还记得我。”（花瓣和叶子是很好的天堂般的回应者，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不适合任何一个人。）《雏菊》（Daisies）甚至错开了诗意怀疑论者的脚步，质问格丽克按照时间去记录的感情是否重要：“继续吧：说说你在想什么。花园/不是真实的世界……非常感人，/当看到你正小心地/接近。”格丽克在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证明与理论》（ Proofs & Theories ，1994）中写道，她试图使自己的每本书都能从上一本中吸取一种力量：她从未停止对自己的要求。在神话抒情、自传和田园寓言（会说话的花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后，她转向史诗和喜剧。她接下来的作品——从《草场》（ Meadowlands ，1996）到《阿维诺》（ Averno ，2006年）——围绕着婚姻的解体、中年重建生活的尝试、旅行者和继承人的史诗之旅，以及但丁和荷马笔下的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有时甚至运用了突降法修辞。“我想我的生活已经结束，我的心已经破碎。/于是我搬到了剑桥。”《新生》（ Vita Nova ，1999）的结尾这样写道。从此，她把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当成了自己的家。
《野鸢尾》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 陈育虹 译
宝瓶文化 2017-2
此时她已完全成名，捧得国家图书奖，在耶鲁大学工作，还有许多其他荣誉傍身。其他诗人可能会专注于投身公众活动，而损害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格丽克抓住了这些机会，她担任耶鲁青年诗人大赛评委，2003-2004年担任美国桂冠诗人顾问，也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新的渠道。《村居生活》（ A Village Life ，2009）发生在一个与意大利北部并无二致的牧区环境中，农民和工匠保持着一个不温不火的时代的爱与哀愁。“年轻人搬到城市，但又搬回来。/按我理解，要是留下来，/那样，梦想也伤不到你。”她最近的新诗集《忠贞良宵》（ 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 ，2014）——也是她第一本收录了许多散文诗的作品——讲述了一个虚构的老年作家的生活，从最早的青年时代开始，“我可以说话，我很快乐。/或者说：我可以说话，因此我很幸福。”但这样的幸福不能停留：成年后，“他躺在书房冰冷的地板上，看着风搅动书页，把写的和没写的混在一起，结局就在其中。”（《开着的窗》）
格丽克的诗面对的是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诗人所否认的真相：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衰老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即使是最幸运的成人，失望也会渗透他们的生活。她不是一个你读来给自己打气的诗人，但她是一位智慧的诗人，她的宣言、她的决定、她的结论，随着诗歌的推进而相互建立和置换：即使是最尖锐的主张，也需要它们的诗性框架和对比。
格丽克的书看起来既充满深意又天马行空，充满思考的同时也充满了勇气和魄力。如果说她最早的成功与西尔维娅·普拉斯相呼应，那么她最近的成功则超越了美国诗歌，达到了安东·契诃夫的忧郁慷慨、爱丽丝·门罗的视角多变。所有的诗人都来自某个地方，没有一个诗人能代表我们所有人。不过，我们可以说，格丽克平实的句子和广阔的视野涉及到许多人的共同经历：感觉被忽视，感觉太年轻或太老，以及——有时——热爱我们发现的生活。
（《望远镜》及部分诗歌译文摘自《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柳向阳/范静哗 译）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