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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英國首相卡梅倫日前宣佈將於今年6月23日就是否脫離歐洲問題舉行全民公投。而根據彭博社報導，一份對2014名英國成年人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半數人支持脫歐。英國“脫歐”話題再次引發英國國內及國際熱議。儘管卡梅倫等人為英國留在歐盟做了諸多努力，但國內“脫歐”的聲音並未消減。英國民眾對歐盟仍抱有質疑，因此公投之前“留歐”與“脫歐”兩大陣營間還將面臨一場激戰。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的楊麗君教授認為，英國的“脫歐”話題反映了歐盟正在陷入日益嚴重的認同危機。目前歐洲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是一場制度或者說是治理方式的危機，關於對歐洲危機的探討正在引發一場對民主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福利制度等20世紀以來一系列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再檢討，其結果很可能會帶來大的制度轉型，進而影響全球政治。
歐盟與歐洲民族主義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盟不僅面臨深刻的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陷入深刻的歐盟認同危機。以在其成員國之間創造共同市場，關稅，促進勞動力、商品、資金和服務自由流通為主旨的歐盟歷經半個世紀的變遷，在上個世紀末發展迅速，不僅實現了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經濟整合，在構建政治認同感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效。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經濟方面的互惠與共同市場促進了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為區域內部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而經濟的繁榮也帶動了政治認同的發展，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各成員國國民對歐盟的認同逐年上升。儘管從歐盟成立之初以主權為單位的國家認同和打破疆界的歐盟認同之間一直就存在著張力，但是在為了實現構建經濟政治共同體的目標暫時放棄主權國家的少許利益這方面，歐盟主要成員國之間曾經存在著相當的共識。即便是對歐盟一直持謹慎和懷疑態度的英國，在布萊爾執政時期也積極介入歐盟事務以求拓展英國在歐盟的影響力。當然，這種歐盟認同感的上升與90年代末到經濟危機之前歐盟的經濟繁榮有著很大的關係。
但是，2008年之後歐盟成員國中普遍存在的經濟低迷，歐債以及高居不下的失業率等問題使得歐盟魅力不再。很多成員國開始質疑以共同繁榮為目標的歐盟組織是否真的能夠承擔這一重任？以捆綁到一起來應對危機的歐盟組織是否真的有利於本國擺脫經濟困境？近年來“脫歐盟主義”、重歸主權國家的浪潮席捲整個歐洲。在這種情形之下，移民問題首當其衝。是否該關閉國界還是繼續歐盟間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做為歐盟成員國的移民是否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享受與移入國國民同等的福利、醫療保險以及失業救助政策？這些問題成為各國國內政治爭論的焦點。
資本、大眾民主與歐洲民族主義
歐洲民族主義的崛起與歐盟認同危機的產生與全球化之下的資本擴張，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危機有關，同時也與歐盟本身的機制建構有關。首先來看全球化的因素。全球化打破了以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的經濟行為，使得資本特別是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資本的流動和擴張不再受主權國家的制約。而互聯網等大眾通訊技術的大發展更是為全球化經濟條件下的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擴張提供了便利條件。然而正如很多學者指出，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均勻享受到全球化經濟的好處，其收益者往往只惠及那些擁有資本、知識和技能等的精英人才，而普通人不僅較少受益，往往需要承擔全球化經濟的負面問題。
從民主制度的角度來看，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民主制度近年來也倍受全球化資本擴張的衝擊。一方面，經濟發展越來越成為選民衡量政府執政能力的指標。要發展經濟，政府的親商和親資本很難避免，否則資本就會流向他國；並且由資本流走導致的本國的經濟困境會直接影響執政黨的合法性。不過，如果政府親商，就很有可能成為資本和權貴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大眾化為無法從全球化的經濟活動中受益的普通民眾提供了表達訴求的管道。正因為被資本綁架的政府無法代言大眾利益，所以各種代表地方利益或各種群體利益的政黨才應運而生。這也是我們從近年歐美、日本民主國家看到的政黨政治的現狀：大黨弱化或分化，而小黨林立，主張獨立反移民甚至反異教的右翼政黨與民間民粹主義結合異軍突起。前面所討論的英國政治的碎片化也正源於此。
全球化的衝擊不僅存在於主權國家，同時也存在於歐盟這樣的經濟共同體。由於資本的超國家擴張性，使得每一個單一的經濟體特別是小的經濟體很難單獨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影響，需要跨國經濟組織的合作，這也正是歐盟建立的初衷。在歐盟建立之初，其成員國在經濟發展水準、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文化方面差異並不是很大，共識容易達成。再加上中國經濟起飛剛剛開始，對歐盟和世界的影響力完全不同於今日。這種情形之下，做為世界超大經濟體的歐盟所要面對的只有來自美國的壓力，而經濟成長中的中國市場成為歐盟資本和商品的輸出空間。所以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歐盟經濟呈現繁榮景象。經濟的繁榮也帶來了政治上的整合。
但是，這種情形近年來出現了很大改變，從歐洲外部環境來看，以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和東亞經濟的繁榮為歐洲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挑戰。與此同時，歐盟內部隨著成員國的增加，由於各國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準、宗教文化以及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政治和經濟整合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特別是歐盟內部經濟發展水準的差異帶來的資源不均等分配，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下資本擴張所帶來的各種衝擊，使得歐盟內部存在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化。歐盟內部實現了人財物的自由流動，但是人財物流動所帶來的各種結果以及問題卻必須由各個主權國家來解決和消化。
最近在歐盟各國中熱議的移民問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歐盟內部打破了疆界實現了勞動力自由移動，從經驗來看，經濟發展水準高的國家和城市往往成為移入國，勞動力源源不斷的流入為當地經濟成長注入活力，但是大量人口湧入帶來的各種負面結果，比如說交通擁擠、物價房價上升、高端勞動力的非本國化和低端勞動力的相對貶值、以及對傳統福利制度的衝擊等，在現階段來說，這些問題只能在主權國家內部來解決。其結果便是我們所看到的，反移民的聲浪在歐盟內部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城市普遍存在並且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另一方面，對於經濟發展水準相對低或者近年來經濟發展停滯的國家或城市來說，人財物的流出也影響到本地經濟的復蘇，從另一個角度喚起了重建主權國家的聲浪，刺激了民族主義的崛起。
不確定的歐盟未來
對於歐洲所面臨的問題和歐盟認同的衰落，歐盟懷疑論者主張脫離歐盟回歸主權國家。不過，也有不少分析家認為，只有歐盟才能帶領不占人口優勢的歐洲各國應對全球化的衝擊。在如何擺脫認同困境，重建歐盟統合力方面，歐盟支持論者間存在著分歧。有學者強調在歐盟內部集權和建立權威主義的領導機制，因為在這類學者看來，歐盟最大的問題在於內部過於分權和強調民主。而反對者則認為集權有違歐盟和平和民主的初衷。無論如何，目前歐洲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是一場制度或者說是治理方式的危機，關於對歐洲危機的探討正在引發一場對民主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福利制度等20世紀以來一系列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再檢討，其結果很可能會帶來大的制度轉型，進而影響全球政治。因此，歐洲的問題也是全球的問題，有待關注。（完）
＊本文為IPP評論原創稿件，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助理院長楊麗君教授。文章版權歸IPP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繫我院[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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