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亞太日報訊】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開始討論逆全球化對國際安全的可能影響。這個重要問題主要有兩方面。第一，如果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出現逆轉，這種逆轉對西方所建立起來的全球安全秩序，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第二，如果中國成為新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又會對全球安全產生怎麽樣的影響？
提出這些問題並非毫無道理。無可否認，迄今為止的全球化是西方國家主導的，盡管其它大部分國家也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但它們畢竟是配角或參與者。同樣，今天的國際安全體系是近代以來西方力量主導下的全球化產物。經濟全球化是國際安全體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全球安全體系的形成和維持與西方力量在全球的擴張密不可分。也就是說，西方建立全球安全體系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其全球經濟利益。
很多跡象顯示，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在衰退。近年來全球貿易增長開始低於全球經濟增長。在意識形態層面，因為1980年代以來的這一波全球化，導致了各國收入差異的急劇擴大和社會分化，西方社會開始懷疑自由貿易，民粹主義已經掘起。這也已經影響到西方的政治人物對全球化的態度。自由貿易在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被西方視為其軟力量的核心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稱“自由貿易”；但今天為了迎合快速掘起的民粹主義，“自由貿易”已經變成負面的概念，甚至是一個骯臟的詞匯。這已經深刻地影響到西方各國的內部政治。英國公投脫歐、德國右派選擇黨的掘起、法國右派國民陣線的擴張、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無一不是標榜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全球化的另一產物）的。
出現地緣政治問題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逆全球化的同時，世界各地地緣政治日漸重要。美國在中東力量的衰退，使得中東出現權力真空，不僅導致了中東秩序亂局，導致了大規模的難民潮，也導致了大國之間（主要是美俄）的競爭。亞洲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好、最穩定的領域，但隨著美國所謂的“重返亞洲”，地緣政治競爭也越演越烈，東海釣魚島、南海島礁主權爭議等問題，本來只是有關國家之間的雙邊問題，和美國毫無關聯，但因為美國的介入，就演變成為地緣政治競爭問題。
即使在西方的勢力範圍內，也開始出現地緣政治問題。東歐表現得很明顯。蘇聯解體之後，東歐落入西方的懷抱，北約東擴本來已經擠壓了俄國的地緣政治空間，導致了俄國伺機反撲（例如制造克裏米亞危機）。民主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深刻矛盾，更是強化著那裏的地緣政治氣氛。長期以來，西方關切的只是那裏的民主政治發展和地緣政治問題（親西方），而非那裏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但無論是對當地的政府還是老百姓來說，民主固然重要，社會經濟的發展更為重要，因為這攸關他們的切身利益。要發展社會經濟，這些國家就必須尋求除了西方之外的發展動力，尤其是中國。但西方對中國在那裏的發展，保持高度的地緣政治警惕。
無論是西方內部的民粹主義還是外部的地緣政治，已經對全球化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即逆全球化。這種逆全球化會不會對國際安全體系產生負面的影響呢？一些人已經提出了“1930年代陷阱”的概念。二戰之前，西方各國內部民粹主義掘起，表現在外部便是民族主義，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地緣政治競爭，最終演變成各國之間的對外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
使人欣慰的是，今天地緣政治的變動主因是西方，而在西方及其勢力範圍之外，地緣政治至少到現在為止還不是主線。再者，新掘起的大國中國本身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地緣政治概念，同時也具有了足夠的能力，來遏止西方的地緣政治競爭。
西方作為領頭羊的全球化出現了逆轉，並不是說全球化的終結或死亡。以中國和印度等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充滿著全球化的動力。尤其是中國逐漸成為全球化的領頭羊。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盡管近年來經濟增長下行，但較之其他國家，增長速度仍然很高。如果中國在今後十來年裏能夠維持6%至7%的增長，勢必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也是今天全球最大的貿易大國。經濟的繼續增長必然會繼續擴大內部中產階級的規模，這使得中國有條件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國家。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所具有的推動全球化的動機和動力。
也就是說，盡管西方領導的全球化出現逆轉，但全球化會繼續進行。不過，全球化的推動力不一樣了。所以，問題在於，不同的推動力會對國際安全產生怎麽樣的影響？
就國際經濟來說，現存體制的延續和發展應當沒有大問題。這取決於中國等新興大國，對現存國際經濟體系的態度和方法。在這方面，中國的態度可以概括為接軌、改革和補充三個過程。自1980年代以來，盡管中國不是全球化的引導者，但積極參與。中國通過和世界經濟體系的“接軌”，改變自己，融入現存世界經濟體，並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利益獲得者之一。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體系的內在一部分。
其次，作為這個體系內部的重要一員，中國所扮演的不再是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國通過改革現存體系，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也通過改革來改善現存體系。再次，中國也有能力來建設新的體制，補充現存體系。這表現在“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方面。“一帶一路”盡管是中國的倡議，但已經變成一個開放的多邊體制。同樣，中國也重復表示，建設亞投行不是要另起爐竈，而是建設補充制度來彌補現存制度的不足。無論怎樣的新機制，只要是開放的，就可以和現存體制對接。
與現有安全體制對接
在安全方面又如何呢？中國可以做到與老體制的對接嗎？這方面顯然要比經濟方面來得困難。例如，在中國自己所處的亞太地區，中國就容易和冷戰期間建立起來的美日同盟等舊體制發生沖突。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等這些舊體制的存在，一方面無能包容新掘起的力量（主要是中國），同時更阻礙著新安全體制的產生。
不過，這裏也有很多因素使得人們不至於過於悲觀。第一，中國並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地緣政治概念。西方的地緣政治擴張的基礎，是其具有宗教使命感的文化，而中國文化是世俗的，沒有擴張性的使命感。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是真正意義上的，即只是為了國防，而非對外推行帝國主義。中國軍隊對外的有限卷入，發生在聯合國的構架內，即維和部隊。
第二，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排擠他國。中國從來沒有類似美國那樣的“門羅主義”，要把美國擠出亞洲，中國所要求的只是美國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而不是破壞性的角色。就是說，一旦美國的角色轉變，其可以安然存在亞洲。
第三，盡管美國一直在強化其排他性的同盟，但中國一直堅持“不結盟”政策，不會拉幫結夥來對付美國及其同盟。即使中國感覺到來自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的明顯威脅，也沒有顯示出結盟的跡象。中國所強調的是和其它國家建設“戰略性夥伴關系”。“夥伴關系”和“同盟”具有不同的性質，“同盟”針對的是“敵人”，也需要“敵人”，而“夥伴關系”針對的是各國所共同面臨的問題，例如恐怖主義、氣候、經濟發展等等。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具有了遏制美國地緣政治攻勢的能力。這明顯表現在這些年中國在東海、南海等問題上和美國及其盟友的互動上。盡管有時候互動表現得劍拔弩張，但中國在沒有“投降”的基礎上，有效遏止住美國及其盟友的攻勢。
如果中國能夠繼續在安全方面遏止來自美國及其盟友的攻勢，下一個問題便是：中國主導的安全秩序會是怎樣的呢？盡管中國主導的秩序仍然處於發展過程之中，但從中國數千年的傳統、一貫堅持的國際原則和國際行為來判斷，至少會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點。
第一，不幹預內政。盡管中國和他國發展著貿易等經濟關系，但對其他國家的內政不感興趣。這和西方不同。盡管西方幹預他國內政並不總是成功的，有時還會付出沈重的代價，但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決定了西方幹預他國內政的內在沖動。中國當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如果其它國家觸犯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也會采取行動，但仍然是以“不幹預”為原則。這充分體現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的發展上。
第二，開放、多元和包容性的秩序。上述“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都是這樣的秩序。中國“和而不同”的文化，決定了中國所倡議的秩序（無論是區域的還是國際性的）的性質不會是排他性的。
第三，沒有制裁的世界。在國際關系上，西方只有兩分法，即“朋友”和“敵人”。這種文化造就了西方的“同盟”（朋友），也造就了西方的“敵人”（被制裁的國家）。一旦被西方視為“敵人”，西方就會動用各種手段的制裁，包括經濟、軍事、政治、外交等等。美國和古巴的關系就是如此。但中國沒有這種簡單的兩分法。即使那些對中國不友好或者被視為不友好的國家，中國也不會像西方那樣動用制裁大棒。這些年來，中國和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的關系就是如此，盡管政治和外交上出現緊張關系，但經貿往來仍然繼續。
第四，中國偏向經貿關系的外交，更能夠造就和他國的互贏局面。歷史上，中國從來就是商貿帝國，而非軍事帝國。中國只有在成為蒙古和滿族人的殖民地的時間裏，發生過對外的軍事行為，在其余時間裏，中國對外感興趣的是經貿。這個文化延續到今天，並且隨著全球化得到發揚光大。中國人深信，通過深化經貿可以創造國與國之間的互贏局面，無論是區域秩序還是國際秩序，也會變得更加有序穩定。
秩序會不會繼續是民主呢？如果是民主，會是怎樣的民主？如果不是民主，又會是怎樣的秩序呢？（IPP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