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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视频。医疗队撤离湖北高速交警敬礼喊话致谢，看到医疗队回礼交警一度哽咽。视频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夹道欢送、挥手告别、全程接力、专程迎接、列队欢迎⋯⋯从3月下旬起，各地援鄂医疗队陆续从湖北撤离，援鄂医护们受到了湖北与家乡的最高礼遇。
“疫”线奔命的他们，值得被礼遇。
但同样是“为武汉拼过命”，另一群援鄂的医疗队队员们回家之路却并不顺畅——只因为他们属于民间援鄂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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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丁香园报道，疫情发生初期，医疗挤兑之下，武汉部分尿毒症患者的透析治疗难以保障。得知情况后，白求恩基金会联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组织了一支非公医疗机构血液透析医疗队，驰援武汉。
这支医疗队不是早就成型的，而是“一声召唤，群起响应”。11个省市25家医疗机构的32名医生、护士、技工，本来“散是满天星”，结果在特殊时期为了救人而“聚成一团火”。
他们的做法，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论“中国的脊梁”时说的那段话。这些见病人受难而起身的医疗工作者，也在“为民请命的人”之列：没人给他们立责任状，没人给他们道德施压，但他们“疫”往直前。到头来，他们成了唯一一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的援鄂医疗队。
“自发”“自愿”“自觉”，彰显着他们担当的分量，可也增加了他们行事的难度：
他们得闯“单位放人”和“家人同意”几道关。为此有的人差点写了辞职报告，有的对家人先斩后奏。
他们得过防疫关卡。招募令发出去10个小时，收到3096封请战书，可很多人卡在了“交通管制”上，能加入的人里不少也是突破重围。
他们得找医院对接。进驻路径、公务对接等事宜，最终是靠他们自己努力逐步打通。
他们得“自带干粮”，跟“吃皇粮”的公派医疗队不同，他们得自费买票，后勤保障几乎全部靠组织者和队员们自筹资金解决。
但难的不只是去武汉，还有返乡回家与被认同。
他们中的很多人想回家，哪怕没鲜花迎送、警车开道；有些人希望得到尊重与认可，即便没有物质犒赏与编制激励⋯⋯可摆在有些队员面前的，是“难上加难”。
想拿到所在地的“接收通行证”，却被所在地卫健委告知“你们不是我派的，这事要请示领导”，更有甚者，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回复“这是个人行为，你自己负责。不要以为你去趟武汉就了不起。”
想跟公派医疗队一道回城隔离，被拒；
希望被认可是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而非回家避难的务工人员，也无果。
这是部分队员的遭遇。好事做了，还是凭着满腔热血做的，结果遭冷遇，难怪有的队员“心里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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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这样唯一一支对口支援武汉新冠肺炎血透患者的医疗队，是自发的。
如果将“公派”视作“正规”的前置条件，那他们很容易被贴上“非正规军”的标签。
但从政策方面到社会层面，都不宜因为他们的“非公派”身份而抹杀其努力、否定其贡献。相反，正因为他们的“自发”特点，社会各方更应珍视这类善举、这份担当。
因为他们代表了民间自发自为的公共力量。
自发、自行，互助、互救，共生、共为⋯⋯这种社会力量，夹在政府、市场二元主体之间，体现着社会的自我完善能力，也能彰显民间的温度。成熟的社会，也必定有着强大的社会力量做支撑。
拿这支非官方医疗队来说，它的出现就填补了公派队整建制救援难以顾及的空白死角——据统计，医疗队协助完成武汉市感染透析患者30%以上的透析服务，共进行血液透析治疗1000余例次，在部分透析患者近乎“坐以待毙”、很多医院透析室因防护牵扯住了治疗能力的背景下，其作用不容小觑。
▲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方式，迎接援鄂英雄凯旋。图文无关。图/新京报记者陶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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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队员出于满腔热血而奔赴前线，他们虽非“公派”的，但担当底色不逊于其他人。
他们投身抗疫救人，还是更纯粹的善举。其善行底色不该因“自发”而削弱，反倒更醒目。对应的，是社会各方应像对待“官方队伍”那样善待他们。
善待他们，是“呵护民间力量”的题中之义，也是给社会善意以交代。
揆诸现实，也有很多地方报他们以善意：武汉市领导就他们的待遇上给出了批示——“一视同仁”；武汉的医院向区指挥部申报后，他们也领到了临时补助和一次性慰问金。而队伍中来自上海、辽宁、湖南的12 名队员，也得到了当地卫健委的妥善安排，湖南3名队员还被编入回乡队伍领回家。
而其他地方显然也该见贤则思齐，该迎接队员回家的就迎接，该认可的也别含糊。这里面，无论是被对口支援的武汉当地医院，还是这些队员所在地，也该做好信息沟通与衔接，给予这些队员应得的善待厚待，消除他们回乡后或遭歧视与排斥的顾虑，更用应有的激励举措去回馈他们，也形成“励善氛围”。
那句话已被说烂——“不能让好人流汗又流泪”，但未必不适用。在这事上，那些还在拿救人者“非公派”说事，甚至各种拿“请示”来为甩包袱打掩护的地方，不该再以此寒了这些“逆行者”的心。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那些用善举照亮了很多人生命的社会力量，显然也该被善待。
而“你们最美逆行，我们全心呵护”的“以善回馈善”链条，也不该因“公派与否”划出一道天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