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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5日电 (董寒阳 甘甜)北京时间10月5日下午，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人名单率先被揭晓：哈维·阿尔特(Harvey J. Alter)、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和查尔斯·赖斯(Charles M. Rice)共同获得这一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发现丙型肝炎病毒”方面作出的贡献。
据介绍，三位获奖者取得了开创性发现，鉴定出一种新型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使血液检测和新药物研发成为可能，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由此，2020年“诺奖周”正式开跑。作为最具权威的医学奖项之一，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研究成果，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也一次次见证了人类对各类疾病的不懈战斗，对生命奥秘的不息探索。
步履不停，诺奖得主投身新冠研究
多年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潜心研究，不断探索，对抗疾病和死亡。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他们亦未停下“战斗”。
早在新冠疫情初期，2019年诺奖得主、美国科学家罗斯巴什就与多名科学家成立研究小组，并发布建议报告，内容涉及安全恢复经济等。1996年诺奖得主、澳大利亚免疫学家多尔蒂研究院旗下的实验室则成为除中国外，全球首个培育出新冠病毒的实验室，这一成果对于帮助科研人员检验新冠疫苗是否有效“至关重要”。
而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停止资助从事冠状病毒传播研究的、曾与中国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时，包括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内的77名美国诺奖得主，更是站出来联名抗议，要求其采取适当措施，纠正这种不公正行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疫情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多尔蒂多次呼吁全球团结抗疫。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领奖。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也说，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命运是共通的，呼吁全球科研和医务工作者以开放的态度和合作的精神，投入到传染病防治中去。
百年奖项，记录对抗传染病的“战斗史”
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于1901年首次颁发至今，在其获奖名单中，似乎能发现一部人类与传染病的“战斗史”。疟疾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如何降低肺结核死亡率？乙肝疫苗是谁发现的？诺奖得主在其中的贡献，不可小觑。
抗疟领域的研究，如同与疟原虫夺命速度的赛跑。2018年，有40.5万人因疟疾死亡，直至今日，它仍是非洲儿童主要的死因。
不过，科学家们研究的脚步从未停下，该领域已产生了多个诺贝尔奖。英国医生罗斯凭借证明按蚊是疟疾的传播媒介，获得1902年诺贝尔奖；法国医生拉韦朗因发现疟原虫，获得1907年诺贝尔奖……
资料图：9月11日，布基纳法索莫，社区志愿者正在检测孩童是否营养不良，并对进行疟疾治疗。
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从中药中分离出抗疟药物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以此为基础的疟疾疗法，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肺结核，是一个古老的、令人闻之色变的“白色瘟疫”。1952年的大奖花落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他发明的链霉素成功“征服”肺结核，使美国1904年以前，每10万肺结核患者死亡188人的比率，下降到1953年每10万患者死亡4人。
1976年的获奖者，则是乙肝病毒的发现者、首个乙肝疫苗研发者布隆伯格。他推动了人类对乙型肝炎这一“沉默杀手”的研究与控制。如今，全球已有超过180个国家实施乙肝疫苗免疫接种，布隆伯格也因此被称为“拯救肝癌病人最多的专家”。
不变坚持，跨越时间考验的科学梦
对于很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来说，其研究成果经过多年的评估，才终获认可。这期间，有过遗憾，也有感动。而不变的，是他们对科学之梦的坚持。
当地时间2018年7月23日，世界首个试管婴儿布朗出席位于英国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展览，与她的胚胎使用过的玻璃干燥器合影，纪念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诞生40周年。
——姗姗来迟的承认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直到2010年，创立该技术的英国科学家爱德华兹才获诺奖认可，评审委员会称，这项技术为治疗不孕不育症提供了新的途径。
遗憾的是，爱德华兹当时已85岁高龄，因身体原因，未能发表获奖感言。另一名曾参与研究的英国医生斯特普托则在1988年去世。而诺贝尔基金会规定，诺奖不能授予已去世的人。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包括美国医学家凯林在内三名科学家获奖。凯林致力研究p53等抑癌基因在癌症发展中的作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苦涩的甜蜜”
美国科学家凯林花费了无数心血研究癌症，却未能留住罹患乳腺癌的妻子的性命。“在我刚失去她之后的几年里，我会想‘拜托，不要得奖’，因为这会是太苦涩的甜蜜。”
在妻子去世4年后，凯林因其在细胞感知和适应氧气变化的机制方面的研究，获得2019年诺奖。他发给诺奖官方的照片，是一张自己与亡妻照片的合照 。他说，就是想告诉全世界，“我和妻子一起获奖”。
当地时间2012年10月8日，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团宣布，日本京都大学物质-细胞统合系统据点iPS细胞研究中心长山中伸弥(右)与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格登(左)因在细胞核重新编程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奖。
——“差生”的逆袭
英国生物学家格登求学时，曾被讥讽是“蠢蛋”，还得到了老师的一份“差生报告”。后来在剑桥大学研究期间，他把这份报告挂在了办公室，“当遇到麻烦，比如实验不成功，我就看看这个报告，提醒自己也许不擅长这个工作。但我要努力，否则真的被老师说中了。”
1962年，格登成功使用一只青蛙的成熟细胞培养出活蝌蚪，而他有关基因的重要突破，还带动了之后克隆羊多莉等研究。经过50年的争议与考验，这位曾经的“差生”终于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肯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