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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格里布（ 编注：非洲西北部一地区，该词在古代原指阿特拉斯山脉至地中海海岸之间的地区，后逐渐成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的代称 ）迎来自由的未来将会如何？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地中海的另一岸，去寻找最激动人心的群众冒险，去发现民主的新形式——民众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暴力、经济权力和社会发展提出质疑，又将如何？
2011年至2019年，人民起义先后改变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命运。茉莉花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就在布尔吉巴大街上，我与突尼斯人民共享了那段时间的特殊记忆。从2008年到2011年，我以记者的身份报道着本·阿里治下的突尼斯，我那时感觉到，这个国家和它的年轻人正在走向死亡。国家的种种弊病——警察暴行、经济危机、盛行的腐败和高失业率迫使年轻人不得不选择非法移民或自杀。体制深刻而系统地摧毁了这个国家，几乎找不到破局的方法。在阿尔及利亚，类似的原因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不过，观察者和抗议者感到了一丝惊奇，正如阿尔及利亚记者、作家卡迈勒·达乌德所说：“我们曾经忘记了我们是一个民族，而走上大街，我们在欢声笑语中再一次团结起来了。”
在欧洲，没有人预料到这些民众运动的兴起，因为早在十年前，欧盟就对马格里布地区失去了兴趣。在我的学生时代，大家还认为地中海地区处在欧盟的影响之下。还记得土耳其提出要加入欧盟吗？人们甚至不排除摩洛哥逐步加入欧盟的可能。有一个故事说，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曾计划在非洲和欧洲大陆之间建一座大桥，与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举行会议时，还聘请了来自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工程师团队在会议上演示工程内容。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希望成立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将南北方人民团结在一起。但是，有卡扎菲、阿萨德、穆巴拉克这样的独裁者在列，不可能形成任何一个牢固的联盟。
2011年2月，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中，一名支持政府的抗议者 拍摄：Zohra Bensemra 图片来源：Reuters
我来自马格里布，来自地中海。我对欧洲的依恋建立在那片大海之上。对我来说，我们的地中海并不是一条边界，也不是墓园；它是一整片社区。《荷马史诗》中的地中海是一条海上之路，是交通与共享的空间。它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奥德修斯曾在非洲的海岸边停留，就像他在希腊群岛停留一样。我第一次去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熟悉感。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欧洲当下面对这片大海的无能为力？欧洲大陆正有幸得以向南发展，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刻意的背离？我们失去了海洋，也背叛了我们身份认同中的重要部分。看到马格里布和非洲的年轻人离开这片拒绝了他们、令他们无比失望的大陆，又该是多么令人痛心。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撰写的大部分批评文章都在讨论欧洲问题。他在二战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来自俄罗斯的流亡者曾告诉他，“过去，一个人只有他的身体和灵魂。现在，他还需要一本护照，否则他就不会被当作人。”茨威格也亲眼目睹了欧洲大陆陷入法西斯和种族灭绝的恐怖之中，“本世纪道德流行病的第一个病症就是排外：对异邦人感到仇恨，或至少是恐惧。任何地方的人都会选择保护自己不受外来者的伤害，他们排斥他、孤立他。从前只有罪犯才会受到的屈辱，现在都加诸在旅客身上了，”茨威格补充道。时至今日，移民问题仍然是一个基本、核心的问题，因为欧洲大陆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且如何看待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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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建立于二战后的废墟之上，其宗旨是促进和平、增强对话。无论是申根签证还是伊拉斯谟项目，欧盟一直都在倡导一种开创性的构想，即淡化边界，鼓励人员、产品和思想的流通。人们如今很容易会忘记这一点，但欧洲一体化的构想最初由奠基者提出的时候，是具有深刻创新性甚至颠覆性的。欧盟抛弃了过去那种相互竞争、你死我活的世界观，旨在促进相互援助与合作。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民主理想正在被浪费，有些人认为它只是陈腐而过时的乌托邦，民族主义言论大行其道，家门口正在筑起高墙。
2011年，让-玛丽·勒庞和玛丽娜·勒庞在国民阵线大会上 拍摄：Patrick Durand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欧盟自身也要承担部分责任。过去10年间，欧盟过于频繁地放弃自己的道义准则，助长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论调的发展。欧盟领导人也表现出了可耻的犬儒精神，财政与经济问题始终优先于建设真正的“欧洲人民”共同体。对2008年希腊经济危机的处理是欧盟第一次道义破产：欧盟展示出了极端的保守主义，欧洲共同体由此退化成了商业性的、冷酷无情的联盟，由追名逐利的精英阶层所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似乎成了常态。2015年，移民危机爆发，欧盟的衰落进入了第二阶段。大批难民为了逃离贫困和战争前往欧洲，遭遇的却是欧洲人的傲慢与冷漠，这样的场景在很多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即便在今天，这个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灯塔的大陆，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战胜家门口的奴隶制、海岸边的死亡，还有边境内的贫困。
民粹主义者给出了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玩弄着民众的恐惧，面对这样的现状，欧盟必须抛开各种担忧，大胆宣称乌托邦是可能实现的。欧盟还必须减少不平等，改善民主进程，应对气候变化，并且接纳从战争和贫困中逃离的难民。身为欧洲人就意味着要相信我们各不相同，同时又能团结统一；相信外来者是不同的，却又是平等的；相信不同文化之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相信我们能够找到共同点，并以此进行对话、建立友谊。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普遍主义必须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核心。
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意识，或许正是在欧洲率先形成的。茨威格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旧大陆的知识分子对此既充满了热情又感到些许焦虑：“人类在地球上相互沟通交流，从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今一场热病袭来，整个宇宙都在恐惧中颤抖。”欧洲一体化是由这样的意识推动的：未来社会的重大问题将无法在国家范围内得到解决。只有联合大家的努力，我们才能找到应对未来挑战的办法，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地球生态向人类发出的最后通牒。
在我看来，欧洲必须带着兴趣、尊重和热情看一看南岸的国家。欧洲只有看到对面的海岸线，才能翻开历史的新篇章；才能不再以为自己还是古老的殖民大国，转而从平等主义的价值观种找到力量；才能不再沉湎于旧日荣光，转而投入精力共创美好未来。欧洲不能再被基督教或其他排他的、不可调和的民族身份所定义，它必须回归到辉煌的希腊时代，将地中海两岸联合起来。希腊语中的危机一词源于crineo，意为“选择”。这就是欧洲现在的处境：正站在十字路口的交叉点。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下一步走哪一条路，取决于我们在道德和哲学上做出何种选择。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