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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家担心，新冠病毒将促使全球社会的基础——从移民、合作到相互依存——出现新的负面反应。然而，近期一项深入调查显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公众有这种倾向。
今年是YouGov-剑桥全球主义项目的第二年，该项目由YouGov与《卫报》、剑桥大学和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对全球25个国家的国际态度进行跟踪研究。虽然现代生活的紧密联系加速了新冠病毒的传播，但研究结果显示，公众对全球化的坚信体现出了惊人的稳定性。
以英国为例，认为全球化对国家经济有利的比例与去年持平，为41%。其他国家分别表现出有限的波动，比如波兰从50%下降到43%，而瑞典则从36%上升到44%。但这些都很难说明民族主义对于外部世界的反抗。对移民、贸易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看法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例如，59%的美国人和64%的加拿大人支持符合要求的专业人员来他们的国家寻找工作——与2019年的数字完全相同。
事实上，对全球参与的态度在整个政治光谱中通常是细微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有关全球化对经济、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大多数人往往反映出中立到积极的混合情绪，而不会是完全的负面情绪。
然而，同一项调查也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移民问题相当关注。在所有接受调查的西方国家中，至少1/4的人认为移民正在破坏他们本地社区的文化认同。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一比例高达40%以上，而在希腊这一比例超过半数。
综合来看，这些结果挑战了民粹主义时代的舆论定势。许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分为两大阵营，可以大致以“限制型“和“放任型“区分。前者认为应该降低本国移民的总体占比，后者则乐见目前的移民占比继续保持甚至增加。
有些国家的公众更倾向于支持限制型，如希腊（79%限制，15%放任）、瑞典（65%，26%）和土耳其（71%，22%）。有几个国家是严重放任的，即巴西（22%，71%）和泰国（7%，80%）。大多数国家处于中间位置，包括法国（51%，36%）、德国（51%，39%）、英国（54%，34%）、美国（34%，48%）和澳大利亚（45%，47%）。
然而，对这些群体的详细比较却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以偏概全之局限性的课。对移民的“限制型”并不意味着非自由主义，“放任型”也不能保证自由主义态度。在更广泛的自由度指标上，他们显得非常相似。66%的美国“放任型”支持者认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形式，而69%的“限制型”支持者持同样观点；71%的意大利“放任型”支持者认为男性和女性同样适合做所有或大多数工作，68%的“限制型”支持者持同样观点。
当然其中也有着关键的差异。虽然“限制型”支持者反对极端保守的立场，但他们对传统的民族认同和同质观念持有更多的敬畏，并担心没有技术、不受控制的移民带来的影响。尽管在平等的基本原则上，他们与“放任型”支持者有着相似的观点，但他们往往害怕政治正确，更不愿意认同 “女权主义”等隐含标签，这说明喊口号与人们态度的实质之间是有区别的。
换句话说，民主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移民的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大于原则上的全球化，在身份认同的概念上的分歧大于潜在的西方价值观。
这些分歧为解读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挑战。一些政治学家已经开始质疑传统的公众舆论描述，认为公众舆论只是个人可辨别的观点和问题立场的总和。也许更准确地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持有某些固定的观点，但我们的信仰体系大多来自于较松散的社会认同感和群体一致性。
心理学是这里的关键。除了生存和舒适的基本动机外，我们的一般行为主要集中在对积极的自我概念的需求上，通常是通过得到别人的肯定来获得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天生就需要别人对我们有好感，这种方式有助于导向基本的合作和领导。
数字化社会极大地扩展了日常生活中社会身份的范围，并适当地将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望被认同为群体中的一员的欲望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大众舆论的行为特征与个体自我之间形成了新的反应。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明显的矛盾，至少在民主世界如此：选民的观点似乎越来越两极分化，而社会却继续朝着总体进步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新的传播技术推动了观点表达和我们的身份认同，但却没有推动我们对非自由主义世界的渴望。
本文作者Joel Rogers de Waal是YouGov的学术总监，Stephan Shakespeare是YouGov的CEO和联合创始人。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