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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由近200个国家组成，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哪怕他可能不认同自己的国家——这似乎是个常识，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很多国家甚至谈不上是“国家”。因为在社会学理论中，现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其实是现代化的特殊产物，一如理查德·拉克曼在《国家与权力》中着重强调的，它并非自然产物，也不是“不可或缺、静止不变的组织”，而是特定历史条件催生的，进而在征税、征募公民建设常备军、建立民族认同、建构民族文化这四个领域都扩展权力，最终在国境之内垄断了征税、暴力与合法性。
这乍看很平常，因为现代国家无不如此，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做不到——至少是那些所谓“弱国家”或“失败国家”。像索马里之所以还被世人看作是一个国家，仅仅是因为它在世界地图上被涂抹为同一种颜色，但在现实中，它陷入无政府状态已长达数十年。正因此，2004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一书，强调在第三世界，“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两年后，他又撰文《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一文，大体延续了《国家构建》的主旨，因为“美国所谓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就是国家构建，亦即构建政府机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强调这不仅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甚至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而言，都是最主要的挑战。
本书的英文名也是Nation Building，所强调的重点也很近似。在英语中，state和nation都包含有“国家”的意味，但前者更偏向“政府”意味，强调作为一个政治权力组织的“国家”，而后者则侧重“国族”，突出“国家”是由全体民众构成的共同体。不难想见，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虽然也需要制度性的国家力量参与，但重心却落在如何促进内部的有机团结上，最终“合众为一”，创造出国民的凝聚力。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锻造，并不仅仅是“失败国家”的问题，而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面临的现实，在欧洲尤其如此，像西班牙反倒是经济最发达的加泰隆尼亚地区的国家认同最低。
国家认同来自政治代表性
由一个瑞士学者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再合适不过了。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多元族群共和国之一，瑞士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中立和平，内部虽然有分歧，但族群差异在政治舞台上并不重要。因而对于像欧内斯特·盖尔纳这样将一种单一的共同语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学者来说，瑞士代表着一项重大的干扰，是很难纳入理论框架的奇怪例外。但从现在欧盟作为一个多元整体的角度来看，瑞士却是一个典范性的先驱。看看各地比比皆是的失败案例就不难发现，这并不容易做到，需要长期缓慢的政治生态演进，并取决于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整合是否成功。
这其中一个两难的困境在于：“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整合”本身需要以现代公民身份为基础，使得人们不再将自己首先看作是某个行会、城市、村庄、部落或族群的成员，而是看作与其它成员在基本权利上没有差别的公民，但恰恰这一点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个人从那种原生的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而这无一例外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在这方面，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更容易达成，因为很多人来到美国原本就是打算抛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开始新生活，追求“美国梦”，加上美国各州从不以语言为原则来成立，因而在美国虽然也有不同族群的组织，却从未出现族群语言来动员的大众运动，真正折磨它的是历史遗留的种族问题。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 著 叶江 译
格致出版社 2019年10月
棘手的是，在很多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动，反倒加剧了族群冲突，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就曾断言：“低度发展国家里的集体自我形象压倒性地是原生的（即部落、族群、地方的）或宗教的，断非公民的。由于每个集群的成员都倾向于相信，别的每个集群的成员只会为了自身集群的利益而行动，他们不相信充塞着这种人的那些公共机构绝不会损害他们。”这本身就要求公共机构保持中立性，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政治的思维是呼吁“天下为公”，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权威应当秉持公心，不偏不私；在西方，虽然目的类似，但方法却大有不同，强调在权力机构中拥有代表性，使自己的利益和声音得到表达和倾听，用书中的话说，“对国家的认同来自政治代表性”。但殊途同归，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要让人产生认同，让他们真切感受到“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那国家就得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并公平地进行分配。就此而言，那些“失败国家”要么是国家没有这样的能力，要么是在分配时将公共物品当作是自己所属小群体的肥肉，最糟糕的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现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新兴的国家力量试图强行推进整齐划一的国族身份，剥夺并整合地方精英的权力，鼓励他们采用主导群体的语言，但这样的努力有时却适得其反。拿破仑帝国占领整个比利时之后，法语被视为开明和进步的语言，而佛兰芒语则与非理性、落后、保守联系在一起，人们必须彻底掌握法语，才能有自己的事业。类似的情形在法国、爱尔兰、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印尼等各国不断上演，但结果是反倒沿着语言边界产生了对抗性的族群动员。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就很难出现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联合，像阿富汗、伊拉克和波黑的例子证明，即便是外部力量来推动整合，培育政治凝聚力，但最终也还是会归于失败。
如何达成权力的公平分配，这往往取决于精英斗争的结果。在瑞士，族群性从未被问题化、政治化，因为大众的政治动员是通过教会、行会等跨族群的社会网络进行的。换言之，这需要有发达的社会组织，使人们在争取自身利益时，并不首先自视为某一民族的成员，而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钟表制造商、教师或医生，族群身份因而无关紧要——如果有，也只认同“我们都是瑞士人”。1870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当时的首相阿泽利奥说：“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也暗含着这一层意味：全新而一致的公民身份必须取代原有的地方认同。
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其实往往是在一个分裂性结构的社会中维持内部凝聚力、进而争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这恐怕正是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很难找到其它可替代的机制来维护自己利益。但到了现代社会，就必须有一个容纳人们利益诉求的政治框架，因为国家认同说到底是权力与政治的问题，取决于人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对待，也只有当社会进一步多元分化之后，族群身份才会渐渐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了。
不同的熔炉
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可以说是“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则各有各的不幸”。本书在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案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族国家认同并不是族群同质性的产物，而是由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提供产生的。这么说有些抽象，举个例子就能理解了：日本在世界各国中算是族群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长期自视为单一民族国家，但即便如此，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并予以公平分配，那么各地难免会产生抱怨和疏离——例如冲绳这样的边远地区发现学校和医院不如东京这样的发达城市，又或者东京的贫穷阶层愤怒于自己得不到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社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多元异质的，是一个伴随着大规模流动性的丰富生态，而要在其中培育主动的共同体意识，就得“不让一个人落下”，使每个成员都觉得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关照。这意味着有效、公平的公共物品供给，由此也能让政治精英扩大其在全国的政治联盟和支持网络。
但这首先就得建立起一套有执行力的政治机制，而像索马里这样的国家建构计划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们连这样的基本能力也缺失：它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无政府状态，几乎没有任何税收基础，也就谈不上去建设道路、学校、医院并提供安全、福利了。《破碎大地》一书在考察近年来几个中东国家的命运后发现，人为造就的国家比较脆弱，往往既缺乏国家能力，又在权力分配上容易陷入纷争，最终，危机并不是促成凝聚力，而是带来分裂和混乱。
《破碎大地：21世纪中东的六种人生》
[美] 斯科特·安德森 著 陆大鹏 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06
正因此，本书才强调，“没有这种常规的官僚机构能力，就很难提供安全保障、主持正义、发展基础设施和提高广大公民的经济福利。没有有效的和公平的公共物品供应，该政权就无法将其支持基础扩展到其狭隘的宗族圈子之外。”不过确切地说，现实中这个问题更为棘手。美国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它这些年来的政治却并不是走向整合，而是分裂，特朗普的上台依靠的就不是将支持基础扩展到共和党之外的群体，而是依靠对已有群体的深度动员，因为仅凭这一点就已可以获胜。更有甚者，像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计划乍看有益于所有人，但却仍然遭到了共和党人士的坚决抵制。
这表明，如果说“提供公共物品产生认同”，这首先需要产生一种意识，那就是将国家视为一种达致自己利益分配的机制，意味着国家被社会所捕获，成为表达社会利益的渠道；与此同时，还需要一个能促成妥协与整合的政治框架，使党派之间的恶斗不至于阻碍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另一个前提是国家垄断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而这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甚至直至今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非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仍是国家的竞争者，例如在地震中为灾民提供救济的日本黑社会组织。
以此反观中国，也会给我们以很大启发。正如福山近些年也注意到的，中国政治模式非常早熟，很早就建立起了强大的官僚机构，而至少精英阶层的国家认同也早就压倒了地方认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整合不是通过法律框架下的代议制，而是政治权威推行的“编户齐民”与“书同文”，即通过整齐划一的户籍和统一的书写文字，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上对国家有效而公平的分配与其说是一种权利，倒不如说是一种伦理期待，坚信国家应当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权威。
一直以来，中国人也期望国家能公平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甚至相信它“除了生孩子外无所不能”，但这种“国家强大”的期盼假设了全能的范围与全面的执行力，因而很多人不免困惑“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也有人这么贫困”——实际上，国家的强大只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维度，与一部分民众是否贫困其实是两回事，但中国人会发出这样的困惑，本身表明人们相信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应当从整体强大中获益的强烈愿望。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格外重视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人们发现自己不能平等地得到机会和好处时，就会产生不满和疏离。这是一种不同的“熔炉”，表明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机制来达成利益的表达、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公平分配，最终形成政治整合的共同体。不过，当社会逐渐现代化、根据经济学原理更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时，就会发现给予人们更有保障的权利，结合自由迁移，能更有效地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最大化地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这可能正是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