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既指出所有人皆生活在“一时间一地域”之中，但也强调一个“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的存在，而且世人可以经由理性，超出自身所在的局限，突破“彼此所是非”的困局，达到与另一时空中的人物心通意会的境界的。
是固守“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自由、多元之道？还是更加积极地恢复启蒙理性的“现代性工具”，以对抗和清理各种极权、极端思想和势力？今日的荷兰也面对着自己的挑战。
知识人应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民众、国家以及“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应与之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问题不只投向了思想史叙事的“对象”，也抛给了作为历史见证者、书写者的我们。
哲学家们对可能性的论证中无不带着希望，哪怕是遥远的希望。而令这些希望遥远的原因，是如马克斯·普朗克所说：观念的历史进步多半不靠理性说服，得等代际更替。而当人们意识到它遥远，绝望就会将它推得更远。
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推崇似乎是其几千年来传统的底色。但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曾掀起一场针对家庭的“革命”——家庭成为先进中国人眼中愚昧、落后、不堪的代表，亟待改造。
沃森是一位出色的事件记录者，他若从事历史学的其他门类，例如军事-外交史或社会-经济史，他描绘庞大画卷的长处将更能得到彰显，且其短处也不会暴露得如此清楚。
透过这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书，我们可以一瞥超级大城市东京的过去与现在；从那些在小房间里吃着方便面的普通人身上，看到的其实是在火灾与艰难生活之间苦中作乐的江户子的脸。
就东亚整体秩序而言，倭寇不仅构成了元末及明代中原政权与日本进行正常经贸交往的破坏因素，也成为朝鲜民众至今难以平复的历史痛点。
同一个时代里不同的人的生命轨迹及彼此的交汇，那条发光的历史长河照亮了我们的头顶，仰望星空再面对未来似乎也更多了一份笃定从容——或许这就是历史对普通人来说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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