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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当英国前财政大臣肯·克拉克将特蕾莎·梅描述为一个“非常麻烦的女人”时，他的潜台词是，如果她更顺从、更女性化，生活就会更容易。这句话本来是一句侮辱，特蕾莎·梅决定将其视为一种恭维。福西特协会（致力于促进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也非常喜欢这句话，甚至把它印在了T恤上。随着女权主义进入主流，厌恶女性的案例成为头条新闻，世界正逐渐习惯于女性为了达成所愿而抵制、阻挠或表现不佳。
海伦·刘易斯的《麻烦的女人》（ Difficult Woman ）一书中就有许多的例子。这本书讲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女权主义者取得的胜利，其中包括离婚、投票、学习、工作、享受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参加团队运动、堕胎或逃离暴力伴侣的权利，而许多人认为这些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促成这些事情发生的女性经常使用非正统的、狡猾的、非法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策略。她们的努力很少得到感谢或奖励，许多人受到了惩罚。
目前，出版业充满了试图提升过去那些大胆、才华横溢、往往被忽视的女性的书籍。基拉·科克伦的《现代女性：52个拓荒者》、Zing Tsjeng的《被遗忘的女性》系列、汉娜·朱厄尔的《历史上100个肮脏的女人》和凯西·纽曼的《血腥辉煌的女人》，都在努力纠正为男性写的、关于男性的社会和政治历史中的错误。凯特·潘克赫斯特的《改变世界的了不起的伟大女性》和超级畅销的《了不起的女孩》等绘本也为年轻读者做了同样的事情。这些书的存在显然是一件好事，单独来看，许多书都值得推荐。
2020年2月，特雷莎·梅在迪拜参加全球女性论坛 图片来源：Christopher Pike/Reuters
在刘易斯的书中，章节按议题划分，而不是按个人。每一章都突出了少数几个人物，一些已经去世，一些还活着。她们都对发生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刘易斯并没有试图将她笔下的人物重新包装成女英雄、叛逆者或坏宝贝。她的观点是，开拓性或高成就的女性是多面性的，容易令人头疼。她们可能卑鄙、守势、自相矛盾，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但这并不能抵消她们的成就。
在引言中，刘易斯将这种“麻烦”的女性先驱的观点与当代女权主义对立起来，后者往往要求女权主义者，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在道德上都是正直的、始终如一的、姐妹般的。她明确表示，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轻率地贬低她们的第一波和第二波前辈感到恼火，因为她们被认为是盲目的、有特权的或“有其他问题的”。虽然我不同意她关于“现代女权主义感觉没有牙齿”的断言（对2017年特朗普当选后在美国游行的大约400万女性说这句话吧，这是美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日示威活动），但她确实观察到不愿处理个人和过去时代的复杂性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她警告说，“你会遇到一些观点不被现代女权主义者接受的女性。”有些人的观点“是同时代人不喜欢的”。一部女权主义历史不应该试图磨灭这场运动先驱的锋芒，或者当她们的罪过太严重，就把她们完全从故事中抹去。
在本文写到的女权主义“罪人”中，有卡罗琳·诺顿，她与暴力丈夫的分居斗争冗长而又不幸，而她保持与孩子们的联系，导致了1839年婴儿监护权法案的制定。还有玛丽·斯托普斯，她的著作《婚后的爱》（ Married Love ）教会女性如何取悦自己，并让女性了解自己的身体，她还创立了第一家节育诊所。如果不是诺顿写下了“女性的自然地位不如男性”，而斯托普斯是反堕胎的——和许多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一样，她是优生学的支持者，两人看起来都是女权主义进步的典范。斯托普斯还在1939年送给希特勒一本她的诗集，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
安妮·肯尼（左二）和其他妇女参政论者 图片来源：Alamy
此外，刘易斯还深入探讨了安妮·肯尼的故事，她是一名工人阶级女权主义者，与中上层女权主义同龄人闹翻；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努力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医生，但她是一个可怕的势利眼；贾亚本·德赛在70年代为格伦威克公司员工权利的斗争中，与安静、温顺的移民工人的刻板印象相反。刘易斯证明了自己讲故事的优秀能力，将学术调查、新闻调查、自传体花絮、尖刻的机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她在书中的脚注页写得很有趣）。
同样发人深省的是健在女性的故事，刘易斯追踪采访了其中许多人。她与年过八旬的艾琳·皮齐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对话。皮齐于1971年在伦敦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开设了第一个避难所，但她已经开始将女权主义视为“谎言”，并成为男权运动的倡导者。
皮齐坚持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一种是“无辜的”，另一种是因为对暴力上瘾而不断回到施虐者身边的人。她令人着迷，令人愤怒，刘易斯试图理解她的思考方式。
她对皮齐的思考与对卢克·哈特的采访交织在一起。卢克·哈特的父亲兰斯杀害了他的妹妹和母亲：在经历了一生的情感虐待和心理控制后，他们刚刚逃离了父亲。还有大卫·查伦，他的母亲萨利遭受多年虐待后杀害了他的父亲理查德（她最初被判谋杀罪，上诉后改判为过失杀人罪）。考虑到我们现在对虐待心理学的理解，皮齐的观点令人困惑。尽管如此，在70年代，她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使其得以在议会进行辩论。她的庇护所带来了避难所的创建，这是英国同类慈善机构中最大的。“好”真的会抹去“坏”吗？这很复杂。
这确实是刘易斯这本书的主旨：人是复杂的，女权主义的成就也是如此。然而，她指出，我们通常对女权主义强加的期望，是不公平的：“完美、友善、无私，我们担心女性是否能‘做到一切’。”我们没有考虑到人是有缺陷的，而这些缺陷往往促成了他们的成就。“历史总是在困难的时候更有趣，”刘易斯写道，“战斗是艰难的，我们也一定是麻烦的。”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