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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通过微软的一系列软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不仅如此，他的基金会致力于消灭小儿麻痹症、结核病和疟疾，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现在，他提议通过抗击气候变化来拯救我们的生命。
《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 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一书详细说明了扭转人类持续数十年灾难性做法带来的影响所需要的转变。比尔·盖茨计算出，我们每年需要从大气中去除510亿吨温室气体。新冠肺炎已经夺去了150万人的生命，他估计，如果无法实现上述目标，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将超过因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并达到一个世纪前西班牙流感致死人数的五倍之多。
盖茨以技术专家的身份绘制了一份电子表格，他为消除这510亿吨温室气体并在2050年实现净碳零排放的目标制定了计划。我们将需要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以及更少的化石燃料（这约占减排量目标的27%），并改变我们生产商品的方式（31%）、种植粮食的方式（18%）、旅行的方式（16%），以及给建筑物保温或保冷的方式（6%）。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盖茨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果英国政府听取了这些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被逐点纳入今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正式议程中。他支持绿色新政、碳定价和加强企业责任。但盖茨最重要的提议是关于新技术的。他此前的全球健康计划专门研究抗击疾病的科学解决方案——他写道，“让我了解一个问题，我就能寻找一项技术来接这个问题。”在环境领域，他的主要兴趣仍在于技术上的突破，这种突破就好比环境领域的曼哈顿计划或登月计划。
盖茨关于这个问题的规模和紧迫性的看法是正确的。目前全球的碳排放量比1990年高出65%。“全球变暖”一词带有舒适的意味，它让英格兰甚至苏格兰的葡萄酒商也能酿造出起泡酒（ 历史上，起泡酒仅产自法国，即温度更高的地区——译注 ）。这个词并不能让人充分领会风暴、飓风、洪水和严重干旱的强度，这些天气正在将我们的星球推向数百万年来未曾有过的极端高温。正如这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它也没能令人满意地反映出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失灵，以及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全球集体行动问题。
《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
盖茨认识到，我们不能一直让世界上8亿最贫穷的人无电可用。因此，他的出发点是制定一项发展清洁能源并削减成本的计划。科学的进步已经让太阳能、风能、海浪能、电池储存、电动汽车、遥感监测和智能电网的价格大幅下降。但是，如果要提供人们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我们必须走得更远。盖茨要求制定能源定价的“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并立即将与气候有关的研究和开发增加五倍。这将包括投资：核聚变和核裂变、热能（从地下的热岩中获取能量）、碳矿化；用基于海洋的除碳降低海洋的酸化程度；以及使用刷洗机直接捕获空气。因为即使是最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板，目前也只能转换大约四分之一的太阳能，我们需要解决可再生能源输出的间歇性、其供应的季节性差异以及高昂的储存成本带来的问题。
我们还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在整个能源、运输和制造业部门的排放回到大气中之前将其捕获：将其深埋地下或储存在混凝土等长寿命产品中，甚至是将二氧化碳与钙结合起来，生产出可以取代混凝土的石灰石。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可以实现全球净碳零排放的目标。但是，如果面对当代挑战时政治纯粹是理性和科学的实践，我们现在可能不仅已经解决了气候危机，而且很容易地就治愈了新冠肺炎和其他传染病。
因此，我们不得不问的是：当需要做的事情看起来如此显而易见，我们为什么行动如此缓慢？发达经济体为最贫穷国家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比全人类忍受数十年日益恶化的污染更具成本效益，但为什么世界就是不能团结起来呢？
与政治相比，盖茨显然更喜欢科学：“我的思维更像是一名工程师，而不是政治学家。”他对科学和理性感人至深、令人钦佩的信念，让我想起了伟大的战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持有的类似信仰，那是对经济的理性的信仰。凯恩斯在经济思想上的突破，为人类走出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萧条和大规模失业提供了一条出路。但他无法说服当时的政治领导人，并沮丧地谴责政治是“最不该存在的东西”。他总结道：“与其说困难在于发展新思想，不如说在于摆脱旧思想。”
盖茨谦虚地说：“我对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方案。”但他也知道，他寻求的解决方案与政治决策密不可分。看似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可能会被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破坏，或被官僚冷漠地排挤，或被不兑现承诺的软弱无能的政治领导人破坏。或者，它们可能会被地缘政治竞争破坏，或仅仅是被执着于国家主权的陈旧的专制主义国家破坏。因此，处理全球问题所需的多边合作没有出现，经济和环境优先事项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真实存在的紧张关系也没有得到解决。
我回顾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当时英国和欧洲对达成协议的热情，既未能让美国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也未能让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消除对于可能威胁其发展的义务所抱有的深切怀疑。它们如此坚决地避免有约束力的承诺，以至于拒绝了欧洲提出的单方面约束自己减排50%的提议。
2015年的巴黎协定扭转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许多挫折。各国在一个全球目标上达成了一致：防止气温上升到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2摄氏度——最好能控制在1.5摄氏度。此外还为每个国家规定了报告、监测和持续审查其排放的新义务。虽然我们不能约束主要经济体在碳减排方面的确切承诺，但它们同意每五年将目标小幅提高。
预计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这些“小幅提高目标”节点中的第一个。已经有70个国家承诺实现净零碳排放，这是多年来取得进展的最佳机会。当下，科学更具确定性，技术更具成本效益，不作为的代价变得更加明朗。更重要的是，拜登总统和他的新任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承诺恢复美国对气候议题的关注，企业和城市都支持变革。
瑞士采尔马特的Unterer Theodulgletscher冰川正在以明显加快的速度融化。 图片来源：Fabrice Coffrini/AFP/Getty Images
除了接受盖茨提出的为新技术提供更多资金的建议外，我预计格拉斯哥峰会将在四个主要方面取得进展。首先，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需要全球协调的财政刺激，其核心应该是一项绿色新政，而这项新政的核心是大规模扩张环境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创造数百万亟需的新就业机会。
其次，应该就新的公司法达成一致，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以确保全球公司披露其碳足迹，采用影响加权核算，披露其运营的全部环境成本，并通过公布向零净碳经济的过渡计划，打破一切照旧的局面。
第三，我们应该通过达成协议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来推动碳定价事业，并采纳拜登的边境调整机制计划，以实现首次对碳密集型进出口征税。第四，共同大力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比如植树造林，以及世界资源研究所如今倡导的更好的土地利用。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才终于有可能兑现承诺的1000亿美元绿色气候基金——该基金是10年前计划的，其目的是筹集和分配用于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的缓解和改造的款项。
但要落实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需要各国在2030年之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因此，像大型石油公司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将不得不参与变革。面对不负责任、蛊惑人心的政客宣扬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言论，我们将不得不与之正面交锋。支持做出一套更强有力承诺的人们必须阐明，为什么分享主权符合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以及，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确实是协调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的规模与我们目前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之间的不匹配的唯一途径。各国能够用来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真正力量，不是它们可以对其他国家行使的权力，而是它们可以与其他国家一起行使的权力——人类最终的成功会证明这一点。
（翻译：王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