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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新冠病毒扩散，英国自5月23日起开始实行旅行禁令。大部分人是守规矩的，但有些人不当回事。违规的一系列后果可能微不足道，但也可能很致命。
试想一下，有两人不经意间染上了病毒，又有意不守规矩。运气好的琳达驱车数百英里去护养院看望老爹。虽然被警察拦下并且挨了罚，但直到回家她都没有把病毒传给任何人。乌拉的做法相同，然而运气不好，其父因她而染病。护养院里的其他人随后也未能幸免，并导致数人死亡。且这两场意外都广为人知。
他人会如何看待张三和李四的行为？两人都会受责备，但乌拉挨的骂比琳达更重。我们的倾向是过错越大则责备越重，绝大多数人会认为乌拉的过错远大于琳达。而这也与两人的自我感受相呼应——琳达会后悔或自责好一阵，而乌拉则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
但这公平吗？说到底，乌拉落到这般境地无非是运气差了点。对此哲学家亚当·斯密指出，绝大多数人都接受“公平准则（equitable maxim）”，即我们可以合理地根据人们的动机来责备他们，但不能根据超出其控制的行为结果来责备人。推而广之，由于琳达和乌拉的动机相同，二人所受的责备也不应有别。
然而，斯密提出，不管这条准则在我们眼里如何可信，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道德感仍是不变的：我们依旧会感到乌拉的过错更大，即便她和琳达的动机一样。这就是哲学家所谓的“道德运气（moral luck）”问题，它无处不在并且极其烦人。
解决二人待遇不同的方案之一，是尊重我们的道德感，将公平准则斥为抽象的哲学化产物。也许我们应当坦然接受：世界就是不公平，即便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我们也不得不为自身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
但事情没有表面看来这么简单，由于我们的道德广泛承认动机的重要性——例如，若一个人引发了不良后果，但他是完全无辜的，也不存在玩忽职守的问题，那我们也不太会去责怪这个人。
考虑以下案例。你正在邻居家门口小心而缓慢地倒车。邻居家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本来在花园里玩耍，此时突然从车道旁的灌木丛里钻了出来。你当即刹车，但为时已晚，孩子不幸身亡。显然，这场意外是你始料未及的，你已经采取了一切防范类似意外的合理措施，你不应因这些后果而受到责备。
“一个有起码人性的人，在没有一丝可以责备的疏忽的情况下，无意间导致他人死亡，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有原罪。”图片来源：Ian Valerio
现在你可以自问一下对这场意外有何感受。斯密讨论了此类案例：“一个有起码人性的人，在没有一丝可以责备的疏忽的情况下，无意间导致他人死亡，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有原罪（piacular， 特指宗教意义上的、需要某种牺牲来补偿的过失——译注 ），尽管不一定有强烈的负罪感。”
我们现在很少用“原罪”这类词了，但斯密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这种感受不仅在于“我需要道歉”，还在于我需要就自己的行为“赔罪（atone）”。事实上，它和负罪感高度近似，当事人相信自己并无过错可言，但仍会惴惴不安。
这种赔罪的需要由来已久。在西方文化中，宗教显然是其重要源头。圣经的《利未记》和《民数记》里就有大量案例，一个人如果接触了尸体，便需要透过牺牲来完成某种仪式性的净化（purification）。只要碰一下就算被污染：过错行为与是否有意、自愿或是否疏忽无关。借助于斯密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人为无意间造成的伤害道歉的做法，相当于古代的牲畜祭祀。二者都旨在净化。
然而，这些古老的感受和情绪在道德上的教益并不大，我们也是时候向前看了。若你在无意间致使你邻居的小孩死亡，你可以对这场意外表示深切的悲伤和遗憾；但负罪感、责备或者赔罪则大可不必。
对于上文的乌拉而言，道理也一样。琳达和乌拉的负罪感均应针对其动机——置他人生命于风险中。乌拉也可以对结果表示莫大的懊悔。但从一种尊重公平原则的道德观点看，琳达与乌拉的地位相同，待遇也不应有别。
按这种理解，道德是一个规则体系，它只规定个人的意志，而不规定作为意志结果的、发生在世界中的事情。以此观之，要恰当地评判某个人的行为，我们似乎就应该着重看他的动机，而非动机具体如何展开。伊曼努尔·康德对这种观点有清晰的阐发，他认为善良意志即便没有得到善的结果也依旧“像宝石一样闪耀”，其光芒不逊于另一成功了的意志。
看重动机和意志的道德有何深远意义？在许多情形下它都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以失败的努力为例，如果你我都打算刺杀某位民选政治领袖，你的子弹因鸟儿而偏转而我正中目标，但此时我们的道德罪过仍是相等的。
但把道德评价和我们的动机捆绑得太紧也是成问题的。因无意间致使小孩死亡而责备你固然不公平，但责备有意为之的人也同样带有某种不公平性。
要明白这一点，不妨设想另一种道德，它由一系列指引着我们意志的神圣命令构成，违者来生将受重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轻松遵守命令，那我们每个人避开惩罚的机会也就相同，这一体系因此而避开了未能保证机会平等之类的批评。
不过，我们的世界离机会平等还很远。如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言，放到1930年代，离开母国的德国人保持道德纯洁的难度比留下的人要小得多。若琳达和乌拉的父母就住在附近，那也就没有驱车数百英里的问题了。在其他人根本不用去冒他们自认为需要冒的那些风险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们现在却要付出受责备及产生负罪感的代价？
鉴于我们拥有的动机本身也是运气的产物，神圣命令式的道德消除了以动机取人的巨大不公。上帝将如何合理地回应？全然的仁慈和谅解，而许多人也相信上帝会如此。假如我们也依样画葫芦，以全然的仁慈和谅解来回应犯错者，那我们就必须摒弃诸如怨恨这样的道德情感，还有因有意的行为而责备他人及谋求报复的欲望。
这似乎会引发灾难。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责备，难道他们不会做出最可怕的事情来吗？不一定，即便我们摒弃了回溯式的（backwards-looking）道德情感和依照动机来决定责备与否的做法，道德当中仍留有一项关键元素，其特征正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仁爱（benevolence）。
仁爱或仁慈（kindness）意味着为了他人而让世界变得更好。这部分地涉及到减轻他人的痛苦，也关乎预防人们互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较为人道的刑罚。
在违反封城相关法规这一案例中，仁爱要求我们克制古老的冲动，不能认为不幸的乌拉过错远大于幸运的琳达。面对二人的父亲住得离她们都很远这一不幸事实，我们也要约束一下自己的责备欲。我们要做的乃是确立一些前瞻性的遏制措施，如对违反封闭要求者课以极高的罚款，立法时也要考虑到琳达和乌拉这类有特殊情况的群体。
报复和责备不应成为道德评价的主要机制。相反，我们应该采纳某种形式的仁爱，以全面杜绝“道德运气”的困扰，同时也要想方设法让世界变得更好。
(作者Roger Crisp系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上广研究员)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