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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柯
欧洲年轻政治家的登场，是欧洲在深陷多重危机的困境下，民心思变，渴望新出路的表现。今天欧洲的问题不是靠年轻的无畏和青春的冲动可以解决的，欧洲真正需要的恰恰是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情怀。
近日，爱尔兰众议院举行全体会议，选举统一党党首利奥·瓦拉德卡为政府总理。38岁的瓦拉德卡创下多项第一，成为了爱尔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利奥·瓦拉德卡
欧洲政坛年轻领导人扎堆
除了瓦拉德卡之外，欧洲政坛这些年其实来了不少年轻人：最知名的当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而爱沙尼亚总理于里·拉塔斯去年当选时也是38岁。拉塔斯的前任塔维·罗伊瓦斯在2014年就任总理时才34岁。31岁的奥地利人民党主席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在当上外长时只有27岁，意大利42岁的马泰奥·伦齐正踌躇满志地争取第二次坐上总理大位，2014年他首次当选总理时也是39岁。
这些年轻人会带给欧洲新的方向感吗？答案是，很难。
因为在当下，欧洲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并不掌握在这些政坛新人手中，或者准确地说，主要取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而她已经63岁了，是欧洲目前最有权威的政治家，也是欧洲这艘大船的真正掌舵人；而从长远计，留给这些年轻政治家们可发挥的政治空间也非常有限，因为欧洲的前途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联合自强。
欧洲年轻政治家的登场，是欧洲在深陷多重危机的困境下，民心思变，渴望新出路的表现。因为欧洲人正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今天的世界他们已不再熟悉。
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年度安全报告，主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认为当今世界正朝“后西方”时代行进，欧盟遭遇系列危机备受质疑，特朗普上台冲击西方价值观，民粹主义的兴起正在挑战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体制。欧洲人充满焦虑地环顾四周，但却拔剑四顾心茫然：该怎么办？
欧洲还需老政治家“掌舵”
但是，今天欧洲的问题不是靠年轻的无畏和青春的冲动可以解决的，欧洲真正需要的恰恰是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情怀。1958年9月，已经82岁的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法国，同62岁的戴高乐进行首次会晤，背负沉重历史的负担让双方都忐忑不安，但会谈却出人意料地顺利，阿登纳对戴高乐说，欧洲不可以落到只能仰赖于美国的地步，德法必须合作。欧洲一体化由此不断深化。
在上世纪70年代创建欧洲货币体系时，德国总理施密特曾负气地对法国总统德斯坦说：“在过去这些年中，美国人已习惯于他们一吹口哨，德国人马上就到。他们知道我们离不了他们。但现在德国变了，德国已重新建设起来，恢复了经济活力，从而也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应该让美国人不要再以为他们只需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就会服从。”
后来德斯坦承认：（施密特的）这种心态还为我们共同着手的欧洲联合的未来两个阶段——货币联合和防务联合——减少了一些受约束的因素。建立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是当年“欧洲之父”们的真正理想，是欧洲联合的主要动因之一，现在的这些欧洲政治家还有这种精神吗？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后来施密特在说服德国联邦银行牺牲马克的独立性支持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时曾说：“那将是唯一的机会，可以防止马克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那将会防止马克逐渐占据全球储备货币越来越大的份额，以及由此给德国所带来的所有危险。”
作为亲身参加过二战的德国领导人施密特所说的“危险”是指德国的强大和单边主义路线给邻国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德国在欧洲陷入被孤立和遏制的不利境地。
今天的德国不再像施密特时代那么谦虚，德国总理63岁的默克尔被称为“西方衣钵的继承者，是欧洲最后一位还站着的领导人，有责任代表过去70年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西方发言”。
新形势下，德国一改过去对谋求欧洲领导权“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态度，而是以“舍我其谁”的新姿态更为主动地“领导欧洲”，认为“欧盟在国际舞台有能力扮演更为强大的角色之前，德国要竭尽所能坚定地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
德国还愿意为欧洲的整体利益牺牲本国的利益吗？对于这些问题，欧洲政坛的年轻人们恐怕难以解决。
作者赵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