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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肆虐已久的疫情终于出现缓和的迹象，人们紧绷的神经也得以些许放松。
26岁的瑜伽老师邵君华也在三月从老家回到上海，但她所在的瑜伽馆暂时无法营业。从本科毕业起，她便在这里工作，至今已有四年，但疫情让她突然没了着落，也失去了每月近万元的收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黑天鹅”的威力，商店歇业、收入锐减，公司降薪、裁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2月份城市失业率跃升至6.2%，创历史最高水平，这一比例高于1月份的5.3%和12月份的5.2%。
像邵君华一样面临类似处境的人比比皆是，他们都是被疫情所裹挟、被迫感受命运沉浮的个体。
值得庆幸的是，互联网像一张巨大的弹簧床一样接住众多不幸“跌落”的人群，给他们一些缓冲和借力。
拥抱新业态
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培育出了电商、外卖、直播、共享经济等各种新兴业态。
这些业态让人们找到更多花钱的理由，但也为一些人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网店老板、外卖员、主播、网约车司机……这些都是在互联网时代诞生的新职业。
以外卖行业为例，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9年，通过该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疫情发生后，从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平台新招聘了33.6万骑手。
邵君华也选择加入其中。回上海居家隔离的14天着实让人难熬，但她不想闲着，便开始在网上寻找工作机会。一则饿了么平台的骑手招聘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短时间内瑜伽馆很难再有起色，做骑手时间比较自由，又能保证收入。”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决定试一试。一出隔离期，她便从踩在垫子上、身穿柔软训练服的瑜伽教练，摇身变成骑着“小电驴”、身披冲锋衣的外卖小妹。
后来由于疫情的好转和城市商业的复苏，外卖员邵君华才重新回到了瑜伽教练的岗位上。
“其实最近已经忙得快忘记那段时光了。”邵君华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送外卖的工作很辛苦，那种累不是指身体上的累，而是遇到用户投诉、平台罚钱时的心累。这使得她现在看见外卖小哥会心生一种亲切感。
“但那段时光真的挺好的，很珍贵。”邵君华说，那时候上海不冷不热，正是花开的季节，“它给了我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相对于“古早”的外卖平台，今年大热的直播电商行业也同样吸引着年轻人。
根据4月21日抖音联合巨量引擎发布的《2020抖音直播数据图谱》数据显示，今年2月，抖音服饰穿搭类主播数量环比1月增长61%，直播次数环比增长93%；美妆类也有较快发展，2月开播主播人数环比1月增长71%，直播次数环比增长109%。
当然，并非这当中的每个人都把互联网当作避风港，也有一群人在拥抱新业态时采取了更主动和激进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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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组织纳斯机构旗下的主播萌萌Abby曾是一名空中乘务员，转行之前已经“飞”了整整六年。
在外人看来，她在体制内的这份工作就是稳定的代名词，但这六年她做得并不愉快。
萌萌所在的洲际航线每个月算上来回得飞八九趟，仅两趟就会花去三四天的时间，“虽然有假日，但一上班就往死里熬夜。”萌萌说，“因为每个月都要到不同的国家，一直在浑浑噩噩地倒时差。想吃上一顿饱饭就得撑着不睡觉，作息时间非常混乱，对身体代谢和皮肤影响也很大。”
这只是身体上的影响，从精神层面来讲她也心有不甘，“自己的长处不契合飞行，找不到成就感。”萌萌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越到后期，她越不满足于现有工作的晋升空间，尽管航空公司可以提供很好的福利制度。
她想要寻找一份全新的、适合自己的事业。
她喜欢做生意的感觉。从大学开始，她就利用在澳洲做交换生的时间做代购，每月能有三到五千元的外快。她也喜欢分析商品的特性再向身边的人推荐，“我不害怕讲出来，很愿意分享，几乎是习惯性地去讲。”也因此，她还在做空乘的时候就常常看直播，自己先变成了直播间的粉丝，“那个时候李佳琦也才几十万粉丝，都还没有红。”
反复斟酌之后，萌萌决心大胆试一把，成为一名带货主播。
入行之前，她已经做好了“直播不可能一夜爆火”的准备。第一次直播是在2019年12月22日，7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只有432个人观看，“但最后我涨了21个粉丝，听起来好像很少，但这个转粉率已经很高了！”提起这段经历，萌萌依然表现得很兴奋，但更多的是压力。
据萌萌回忆，做主播半年来她只完整休息过一天，每天早上5点起床收拾，坚持一天直播13个小时，春节期间也没有回家。好在这份辛苦换来了三千粉丝数的增长量，“我开播的时候已经错过双十一和双十二了，慢速增长真的特别磨人。”
到现在，萌萌已经积累了1万6千名粉丝，熬过了自己补贴发红包的前期投入阶段后，她也开始尝到甜头，月收入已经比空乘时期的薪资高出许多。
但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尤其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加码直播后，主播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不过萌萌仍旧可以在压迫感中找到愉悦，“还是很开心，没有一刻觉得后悔过。”她说道。
去线上延续职业生涯
除了从原有行业跳转到新兴行业，在数字化、智能化和工具化的影响下，传统行业从业者走入线上延续职业生涯的故事也在不断发生。
李佳莹是一名来自吉林长春的设计师，毕业后的头两年，她在一家中小型设计公司，每个月要参与近20个项目，加班到凌晨是“家常便饭”。接下来的三年，她跳槽去了有设计部门的企业，工作压力才稍有缓和。
即便如此，忙碌的设计工作依然挤压了她大半的业余时间，没时间去社交，更别说提升其他专业能力，例如她非常感兴趣但需要大量时间练习的商业插画。
2019年底，李佳莹从原来的公司离职，经大学同学介绍进入一家名为洛客设计的平台。在这里，她可以从线上接手设计项目，通过与平台分成的方式赚取费用。
李佳莹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成为一名“线上”设计师后，自己的收入变得比以前更多了，“一般有大几千，多的时候有一万多块，但在东北的时候可能就四五千。”
不同于设计公司或部门工作的单调和重复，互联网平台带给她的项目类别更宽泛，客户也分布在全国各地，让李佳莹的工作体验变得更加丰富。“我到这里的第一个项目就是Logo设计，过去则主要做包装设计。”
由于需要独立对一个项目负责，李佳莹感受到了责任带来的压力。不过，考虑到这份工作相对轻松，时间自由，她打算现阶段先这样做下去。至于业余时间的个人安排，她已经开始练习插画了。
改变产业链的平台们
“李佳莹”们的改变得益于产业互联网。在这个领域中，垂直产业中的公司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原有的产业链条，整合资源并提升效率，越来越多的平台型企业随之涌现。
在这之中的一个明显趋势是，许多从业者借助平台将自己的工作地点从线下“搬到”了更自由的线上。
洛客设计便是提供这种能力的平台之一。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设计平台由洛可可设计集团孵化，通过网站和App为大中小型企业提供产品众创、产品设计等服务。
“我们最开始做这件事并不只是纯粹的商业目的，而是想改变这个行业，尤其改变很多设计师的生存方式。”洛客设计联合创始人周志鹏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我们希望让每个设计师可以不用坐在公司的隔间，只要在线上接单就可以。他可以在咖啡厅里、甚至去某个小岛旅行时兼顾办公，且薪资还拿得很高。”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但（平台）确实会让行业发生改变。”他说。
洛客设计刚启动时仅有几十位设计师，到2016年年底迅速积累到3500名，目前已有4万余名专业设计师。
这些设计师或是本来就从事自由职业，或就职于大中型公司的设计部门，有些想自己出来开独立工作坊，为了平衡生活和理想而把部分工作托付给平台。
实际上，平台能够给予设计师的成长和回报并不亚于企业。
以洛客设计为例，平台按照资历（从业年限、获奖经历等）将设计师分为1-7共七个级别，并会定期组织设计师上培训课程。1级基本是大学刚刚毕业的设计师，两年后到达2级可以开始接1万-5万元的单子（项目单价随着级别升高），按照50%的比例分成，一般情况下一年可以拿到近十万元收入。
目前洛客设计平台上1级和2级设计师占据近40%，对于年轻设计师而言，这里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成长和挣钱机会。
但周志鹏也坦言，相对于全国1700万名设计师群体，4万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平台目前的首要目标还是扩大订单规模，这样才有可能满足设计从业者最朴素的需求。
更大的互联网就业生态仍在持续延伸，一家企业提升某种技术，或许会影响一代人的生活。那些由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堆叠起来的代码，很可能成为某个人的人生跳板。这一届的年轻人，也因为互联网有了更多灵活就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