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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讯】近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經濟峰會上，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直言當前中國智庫（也包括廣義的知識界）存在著知識的權力化、金錢化、娛樂化等九大問題。
以下是發言稿全文。
今天中國的政策研究界（也包括廣義的知識界）突出的一個現象就是有效政策知識供給不足。不是說沒有政策思想，而是有太多的政策思想。想法太多了，以至於各級政府出現“檔治國”的現象，隔幾天都會有新檔出來，一個檔還沒有讀完、消化掉，更不用說是實施了，新的檔就下來了。儘管“檔治國”並不是政策研究界的責任，但政策研究界往往起到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政策研究界沒有遏止政府官員“檔治國”的趨向，更沒有提出有效的意見來遏止這種趨向。很多研究者都圍繞著政治人物的思想或者政府的現實政策需要轉，並且呈現出一種大家都一哄而上的情形。對一個新政策的研究好像也是一個全社會的運動，好像人人都是專家。不過，很多政策思想都很難結合中國的實際，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就是有效知識供應不足的現象。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很多人很方便地指向了政治上的原因，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缺少充分的學術自由，政治對學術和思想發展有太多的制約。不過，儘管政治因素的確對學術和思想產生影響，但如果光強調一個政治原因，那麼就會太過於簡單。我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是長期以來廣泛流行於中國政策研究領域的一些廉價方法論。我並不否認中國有很好的內部政策研究，但從公開所發表的一些政策報告而言，這些現象或者方法論是及其普遍的。這裏我列舉了九大廉價方法論或者原因。
其一、知識的道德化，或者道德拜物教。無論是立論還是反駁不同意見，大多數學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搶佔道德制高點。儘管道德都是人的知識活動的基點，或者動力，但是道德修養本身並不能替代對知識的追求，搶佔道德高地也不能有效回答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再者，如果沒有知識，光是道德教條如何能夠改善社會呢？
其二、知識的權力化，或者權力拜物教。知識份子靠向權力並不奇怪。傳統上，“學而優則仕”是知識份子的信條。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學者會棄學從政，這也屬於正常，因為需要有人來從事政治。但對學者來說，追求知識不能通過和權力的關係，追求知識的影響力更不能通過權力的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現在非常流行。
其三、知識的金錢化，或者金錢崇拜。為了金錢等物質利益，一些學者成為商業的一部分，甚至是有機的一部分，他們用所得到的金錢的數量來衡量知識的價值。這裏，是否是知識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識所能轉化過來的金錢。在這個過程中，知識份子就把自己出賣給了金錢。
其四、知識的“名譽化”，或者名譽拜物教。中國學者名利崇拜的程度是西方學者所不能理解的。對很多學者來說，獲得一個獎意味著所有的一切。因此，大家都要拼命地去搶。在搶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就會抱怨西方的不公，自己也去搞，結果都是一些不倫不類的獎項，並且政治和意識形態性極強。在學術界，兩方的獎項一般來說都是專業獎項，是專業的認同。儘管一些獎項久而久之也被西方政治化了，但一開始並不是處於政治目的。不過，中國自己設立的很多獎項從一開始就具有政治性，或者說政治性遠遠勝於專業性。
其五、知識的神秘化，或者巫術崇拜。知識本來就是為了解釋神秘，去神秘化，但現在神秘的東西替代了知識。知識領域的“巫術化”表現得五花八門，但也具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學答案的時候，或者沒有能力來解釋某一現象的時候，總會去找尋一個神秘的似足而非的“替代”答案。這裏僅舉“陰謀淪”為例。在經濟領域，當貨幣市場不穩定的時候或者當股票市場經歷劇烈波動的時候，一些人總能找到“敵人”的陰謀來解釋之。在國際關係領域更是如此，往往把問題地根源歸於“外部敵人”的陰謀，無淪是美國、日本、支持恐怖主義的外國政府等等。在知識領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認為是神秘的“陰謀”，把陰謀放在陽光下。但當今的知識界則扮演了一個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釋、也可以解決的現象和問題“陰謀化”或者“巫術化”。這些年來，形形式式的“陰謀論”可以說滿天飛，不僅廣受普通百姓歡迎，政治階層居然也深信不疑。
其六、世俗主義的宗教化，或者“主義”拜物教。世俗的主義，包括自由主義、民主、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小計其數，都是人們（主要是學術界）對人類不同發展階段的時代特徵的概括（概念化）或者解決這個時代所而臨的各種問題的方法。一種世上俗的主義往往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問題的分析和診斷，二是解決問題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方式又可以是實證的、經驗和技術層面的，也可以是宣導型的。但是一旦這些世俗主義被宗教化，就不再是生產知識的工具或者知識所分析的對象，恰恰相反，它們就變成了知識生產的思想阻力。
其七、社會物體的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社會事物就是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正式的制度、組織、機構等和非正式的風俗習慣等。這些社會事物都有其產生的自身原因和發展邏輯。從知識角度來說，它們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可惜的是，在很多時候，學者們經常把社會事物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一旦這樣，既為知識探究設置障礙，也很難尋找解決社會事物所而臨的問題。這裏可以舉國有企業為例。國有企業是典型的社會體制，其產生和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國有企業的表現無論好壞，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其所出現的問題也是可以找得到解決的方式的。不過，人們往往把國有企業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例如把國有企業和執政黨和國家的命運綁架在一起。一旦如此，便超越了知識分析的範疇，對國企的分析僅僅是一種價值判斷了。
其八、知識的娛樂化。知識的娛樂化指人們把知識作為一個客體或者娛樂的工具，並且往往表現在犬儒主義。在中國更是表現為兩個非常的極端，在一端是一些學者對人、事物、理論概念的極其激情的歌功頌德，在另一端是另一些學者對同樣的東西的最惡毒的怒罵詛咒。在社會媒體時代，很多學者已經變成了“自媒體”的經營商，使用一切手段把知識娛樂化之後銷售出去。這是一個對知識毫無敬畏的時代，而且是隨意褻瀆的時代。
其九、知識的虛假化。虛假化表現為多方面，例如知識是抄襲而來，而非自己生產出來的；又如，知識是假的，既不反應現實，不能解釋現實，更不能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上面所說的所有現象都可以導致假知識的產生。
不管是什麼原因，簡單地說，一句話，知識界的“奴隸化”和“異化”導致了知識的“奴隸化”和“異化”。大多中國學者，儘管承擔著生產知識的責任，但從來就沒有確立過對知識本身的認同，從來不是為了知識而知識，知識對他們來說從來就是達到其他目標的一種工具。所以，也很簡單，只有當知識生產者們開始把知識視為具有無上價值的時候，也就是知識的目標只是知識本身，而非其他任何目標的時候，他們才開始去尋求和探索知識。沒有這種知識認同，他們會處於知識短缺和思想貧窮的永恆狀態。（完）
本文選自IPP評論。IPP評論是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的官方微信平臺，獨家授權發佈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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