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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爆发后不久，关于疫情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两种理论广为流传。其一暂且称之为“面包理论”——认为这场危机将恢复人们对严肃议题和专业能力的尊重，它将提醒每个人，世界各国是相互依存的，政治世界的专业主义将食物摆上桌，让食客得以生存。
其二，我们称之为“马戏团理论”，该理论表明，随着边界收紧，经济和社会动荡加剧了旧有的不平等，对封锁政策的愤怒情绪上涨，直指精英阶层，全球蔓延的疫情将有助于民粹主义者挑起文化战争。
这一个十年的重大政治问题将会是这两者中哪种论调更为准确。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伯利刚刚就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史与国际事务恩格尔斯堡教席，他根据在职期间的演讲撰写了《疫情前后的民粹主义》（ Populism: Before and After the Pandemic ）。这本薄薄的小书涵盖了很多他以前的作品主题，比如20世纪的德国、去殖民化和冷战、西方的衰落、对历史的利用甚至滥用，总体上对新冠疫情和今后世界发展进行了反思。
《疫情前后的民粹主义》
当下出版界有三大趋势，第一是世界各地关于新冠疫情的思考[伊万·克拉斯泰夫《是明天了吗？》（ Is It Tomorrow Yet? ），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疫情时代的十堂课》（ * Ten Lesson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第二是民粹主义叙事[安娜·阿普勒鲍姆《民主的黄昏》（ Twilight of Democracy ），麦克尔·桑德尔《优绩的暴政》（ The Tyranny of Merit ）]，第三是对后帝国时代身份认同的探讨[桑盛姆·桑赫拉《帝国之境》（ Empireland ），罗伯特·图姆斯《这个主权岛屿》（ This Sovereign Isle ）]。这本《疫情前后的民粹主义》正处于三大趋势的交汇处。读者如果想了解病毒带来的转变，应该从克拉斯泰夫开始读，但伯利的书更好读，令人振奋又发人深省地揭示了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力量。本书由看似无关但又相互联系的三篇文章组成，后面是一个简短的尾声，作者最后才悲观地总结了民粹主义和疫情的关系。
开篇，伯利先介绍了最近的民粹主义浪潮，解释了在一场场声称要团结群众反抗权贵的运动中，精英阶层最终是如何成为其中的先觉者和受益者的。荷兰政治学家卡斯·穆德曾写道，民粹主义是一种“稀薄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把自己捆绑在其他政治传统（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甚至自由主义）上，伯利以这种精神审视了民粹主义在国际上的多种不同形式，既没有妖魔化民粹的支持，也没有把它包装成对“活生生的人”的感伤颂歌。
第二篇文章比较了英国和俄罗斯在后帝国时代的经历。伯利并没有强行对照二者，但也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帝国的外衣掩盖了背后的国家——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正式的资本，也没有自己的共产党，就像今天的英国没有自己的议会一样——而帝国的消亡正在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对帝国的潜在认同。
第三篇文章以波兰、匈牙利、南非、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为例展示了历史是如何被政治化的，“（以）统一......民众，或将民众分化为两极，一边是沉溺于神话根深蒂固的爱国者，一边是笃信世界主义的精英革命者。”所有这些预言都在后来得到了印证——2020年的“推倒雕像运动”此起彼伏，华盛顿特区发生了国会暴乱，国会大厦的高墙内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起了邦联旗。
“雕像战争”：丘吉尔的雕像上被贴上了BLM运动的标语。图片来源：RAHMAN HASSANI/SOPA IMAGES/LIGHTROCKET
《疫情前后的民粹主义》一书展示了伯利非同寻常的洞察力，他善于发现充满活力而令人难忘的故事、细节和传闻。他把不同形式民粹主义之间的相似点比作“肖像画中的哈布斯堡下巴（译注：哈布斯堡家族的每个人都有着“地包天”式的下巴）”，把诺曼英国时期超越国家的法语贵族比作“穿着盔甲的达沃斯人”。2007年，距离里根废除广播公司的平衡报道规则已经过去了20年，91％的美国广播电台偏向保守。马克龙在2019年“黄背心”运动后举行的全国讨论也是基于法国原民粹主义者皮埃尔·普雅德的类似做法。
了解过去有助于预测未来。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缩短，伯利从中看到了与罗马帝国晚期大规模的瓷砖与玻璃生产崩塌的相似之处。而在英国脱欧事件以及英国人所面临的窘境之中，他看到的风险是，英国可能会效仿俄罗斯，塑造一个与欧洲尖锐对立的新身份，以解决后帝国时期的身份认同问题。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之间关于疫苗的官僚纠纷迅速就演变成了一场文化战争，随之而来的还有关于联盟未来的各种情绪化争辩，这让伯利的论点更具分量。
所有这三篇文章都是为了导出疫情时代的尾声。伯利给“面包理论”提供了充足的篇幅和案例，他举了印度的例子，民粹主义总理莫迪宣布全国宵禁，迫使数百万印度人回乡，通知发布4小时后，场面混乱程度堪比1947年的分治惨案。伯利在治理不当这一点上列举了意大利、巴西、英国、俄罗斯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展示了民粹主义统治的局限性——特朗普的选举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而本书的结论却偏向于“马戏团理论”。即使在封锁期间，文化战争也从未停息。紧急财政支持被撤走，破产和失业率飙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同，民众不会对进一步的紧缩政策有任何耐心，”伯利写道，“一旦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不平等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不再会如此被动地接受……”他举例说，在法国，此前积累的社会经济不满、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对封锁的耐心消退、急于寻找替罪羊等因素相结合，可能会让玛琳·勒庞“重新走上攻击马克龙的道路，将他打成全球富人剥削劳苦民众的代表”。最近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国会大厦暴乱佐证了特朗普主义的持久破坏性；欧洲兴起的疫苗民族主义很难预示着一个开明的国际合作新时代；法国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马克龙和勒庞在明年总统大选中的支持率为52%对48%。
《疫情前后的民粹主义》一书所传达的信息并非完全悲观。伯利主张更有力地捍卫自由民主，对抗不平等和分裂，不相信未来的命运逃不开历史的先例。但是，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的论点也是基于作者在时空中的来回摇摆，即将到来的动荡时期也可能会落入现实主义的窠臼。面包并不总能战胜马戏团。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