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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作家，尤拉·比斯有两大天赋。其一，她有能力向读者挑明房间里的大象，她在《无人区笔记》（ Notes from No Man's Land ）一书中就做到了这一点，这本文集反思了美国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她在开篇的文章中讲述了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美国白人如何抱怨自己居住的街区里架起了电报杆，直到他们发现了电报杆的新用途——作为对黑人实施私刑的绞刑架。她的另一个天赋是将我们潜藏的恐惧暴露出来，在2015年出版的《免疫》一书中，比斯追溯了疫苗接种的历史和许多美国人对接种的恐惧，并联系到了现代社会为人母的焦虑。
在《占有与被占有》（ Having and Being Had ）中，比斯的这两种天赋都得到了展示。她追根究底地探讨了我们对于财富、工作和财产的假想，揭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被灌输和内化的——我们是如何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认同资本主义要求的。我们在其中浸润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就像鱼儿不知道水是湿的一样。如果你已经超过40岁，曾经想过要弄清楚自己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比斯为你创造了这个神奇的按钮，然后把手指放在上面，用力地按下去。
《免疫》
[美]尤拉·比斯 著彭茂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8-1
2014年，比斯和丈夫约翰买了第一套房子。这本该是件开心的事，她却有种说不出的膈应，于是她买了一本日记，像作家一样，试图在纸上找出答案。那本日记最终变成了这本书，它以小品集的形式，记录了她作为作家和教师的工作，也记录了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所有这些都是从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的。
她阅读，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从自己一生贫苦的母亲到经济学家。对比斯来说，钱一度是用来买时间的，特别是用来买写作的时间。她一路轻快，但突然之间，她发现自己被锁进了一场无法逃脱的游戏。她必须装修房子，必须维护房子，这不仅仅是房子，更是资产。“人到中年，讲究的就是个‘维持’。”她的母亲曾这样告诉她。她所在的地区正在优化改造，一位年长的黑人妇女因为负担不起飞涨的房产税，被从她祖父建造的房子里赶了出来，她命令比斯离开她的草坪。一位银行监理在这条街上也有一栋房子，不知怎地就要把住在房子里的男孩赶走，因为警察被叫去过。“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约翰对比斯说，“他在意的是他的财产。”
为了保住房子，她必须保住工作。当个打工人，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写作了。她去见了一位财务顾问，讨论退休计划。金融工具的复杂性超出想象，而且充满了道德风险——她投资的某家公司可能员工福利很好，但却危害环境。哪一种金融工具都经不起道德推敲。“我问他这种投资体系是否有一天会终结。他说，不会，你的钱是安全的。但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这个体系能否找到出路。”
《占有与被占有》
尤拉·比斯 著
你一旦发现了消费资本主义的无孔不入，就无法再视而不见。比斯的儿子开始在学校交易宝可梦卡片，孩子们因为卡片的价值发生了争吵——而卡片的价值只在于有人愿意为它付出多少，就像毕加索的画。二战前的巴黎，佩吉·古根海姆（其父随泰坦尼克号遇难）用继承的遗产购买了当时不知名艺术家的画作。“十幅毕加索，四十幅恩斯特，八幅胡安·米罗，三幅达利，一幅夏加尔。那时德国人正向巴黎进发时，许多艺术家都急切地要离开法国，她从他们手中购买了许多画作。”许多年之后，古根海姆基金会为比斯的创作提供了资助，这才使得比斯有可能为她的房子付上首付。
工作与艺术的共生关系让人苦恼。首先你没有钱，要如何创作呢？艺术也赚不到几个钱，要如何继续创作呢？伍尔夫就曾写到过，一个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还需要一笔收入——按照今天的消费水平换算大概是七万五千英镑，另外还要配一位管家。伍尔夫对她的厨师内莉·博克索尔很不好，给她的工资又低，在博克索尔住院后还解雇了她。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保护工人不受这种待遇，曾出台过一些法规，但现在也没有了。
气候营的一顶帐篷上挂着杰拉德·温斯坦利的名言：语言和文字都是虚无缥缈的，都是死的，因为行动是一切的生命，如果你不行动，就什么也做不成。拍摄：Martin Argles
比斯和儿子一起看《史酷比》的时候，电视上的一帮人正在追坏人，而反派想用假鬼吓唬人，好让他们抓紧时间发财。操场上有一位父亲说，这个节目讲的是“失调的资本主义，是吧？资本主义出了问题。人们开始钻制度的空子”。但是，比斯认为，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吗？美国的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公平的，它总是向白人男性倾斜，也总是限制着其他群体拥有财产的权利，比如女性，比如黑人。
比斯没有给出过多的建议，只是陈述。历史上曾经有过反资本主义的叛乱，不过最终都没有成功。当然，这其中有共产主义，也有礼物经济（ 译注：指提供商品或服务者并不明确地要求回馈，施与受之间没有规定的义务关系，是对“人的行为都是经过理性计算”的驳斥 ）。掘地派产生于17世纪中叶内战后的英国，“他们的计划是把食物送给每一位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并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不是封建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最终，掘地派逃离了英国，来到了美国，但在美国他们的思想早已被遗忘了。
“一个人如果二十岁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是没有良心；而如果到了四十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头脑。”这句话丘吉尔和约翰·亚当斯都说过。如果你在读完《占有与被占有》后还没有深感不安，你肯定也是没有良知。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