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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记者：周馨怡 荀诗林 曾新岚
近日，一批共享马扎在北京首次被投放在了公共汽车站等场所。然而即便这天的北京阴雨绵绵，路上行人稀少，几个小时内这批共享马扎还是丢了一大半。
马扎上都印有二维码，理论上使用者可以通过手机支付租金，乘客在等待公共汽车时可以在这些共享马扎上小憩片刻。其经营理念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共享单车。
8月13日，北京街头的共享马扎。
此前，共享雨伞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一家公司在街头巷尾投放的30万把共享雨伞也是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6月22日，共享雨伞悄然现身杭州街头，然而不到24小时，5万把雨伞就被城管收走了。
诸如此类的现象，频频发生。对于发展势头迅猛的“共享经济”模式给国人带来的种种困惑，五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亚太圆桌会”，带来解答。
专家介绍（按在文中出现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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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殷，亚太智库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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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铁英，亚太智库研究员，瞭望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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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亚太智库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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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亚太智库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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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亚林，亚太智库研究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共享”中也有“寡头”】
亚太日报：共享单车的成功引爆了国内“共享经济”热潮。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品牌的共享单车，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品牌已销声匿迹。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是否是两家垄断导致其他品牌的死亡？
储殷：这些产品的失败并非是因为垄断，反而恰是过度的、非理性的竞争模式所致。一些资本盲目 “烧钱 ”铺摊子，破坏市场规则，违反商业逻辑，这种盲目竞争中没有人能真正地挣钱。
姜铁英：除了摩拜和Ofo，其他品牌的共享单车在市场上也会看到，只是市场份额不如前两家那么大。原因在于，第一这两家介入市场时间比较早，第二，这两家可能掌握了共享单车相关方面的核心技术，同时获得了更多的融资风投方面资源，因此具备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另外，Ofo和摩拜也在向国外进行输出，比如摩拜在英国、Ofo在日本，这种不断向国外进行复制的过程，也是在形成相对稳定的资金链条中让技术在现实中完善。
2017年底，Ofo小黄车目标将进入200座城市、20个国家。
王鹏：“共享经济”自身的特质决定了竞争中将呈现马太效应，从而导致出现寡头。对于用户来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大品牌，因为他们更容易接触到。这样一来，这样的品牌就会有着更大的优势，并且逐渐扩大。相比之下，小品牌和后来者也就很难超越。当然，政府是否干预也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寡头的出现，是这种特定经济模式的内在属性，不完全等同于垄断，政府通常也不会容忍某个行业出现垄断。
Mobike摩拜单车则顺利拿下英国和新加坡。
【“共享”之名遭滥用】
亚太日报：中国市场的“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各式产品非常多，在您看来层出不穷的这些“共享”产品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储殷：当下许多所谓的“共享经济”产品是被过度夸大的概念游戏，只是营销的一种噱头罢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前有大量资本无处投资，用最热的概念可以最迅速地拉来投资。
北京东部的部分小区出现了名为“觅跑”的共享健身仓。运动器械主要跑步机占多数。该项目目前估值超过1亿人民币。
薛小荣：事物有其存在的理由。目前冠以“共享经济”之名的各种市场产品的出现，很多都是跟风式的山寨模仿行为。面对市场可能的预期和诱惑，以及“共享”技术门槛的降低，借助“共享”东风而企图捞一把的模仿投机行为层出不穷。
3月，杭州各大商场、公交站台、火车站、旅游景点就能看到已经投入使用的共享充电宝租借终端。但是该项目王思聪极不看好。
姜铁英：其实在“共享经济”这样一个概念的范畴里来说，更多成功的案例是集中在“共享”交通这一方面里的。无论是单车还是汽车，这样的“共享经济”确实解决了人们出行的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而像共享充电宝这样人们并不是特别需要的产品，开发者们也没有对其进行一个确切的描述，直接导致其很难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和市场形成一个稳定的对接，这样的“共享经济”很难发展起来。
5月，上海某商场出现的共享洗衣机。相对于其他共享领域，共享洗衣机领域的竞争稍显冷清。
【“共享”前提是信任】
亚太日报：那究竟什么是当前所谓“共享经济”的本质？
匡亚林：从社会角度，我认为“共享经济”是具有服务性质并且以一定的信任为前提，以信用做保证，以产品共享为平台，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提高利用效率的新型经济形态。
王鹏：简单来说，当前的“共享经济”产品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可以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
【别总拿国民素质“说事儿”】
亚太日报：有人说共享经济的出现是国民素质的一面照妖镜，比如说共享马扎的投放，连开发者都说预料到会遗失，您怎么看？
储殷：“共享经济”当前反映的问题与国民素质没有什么关系，当前出现的征信问题、交易安全问题等等归根到底都是技术要解决的问题，不要把技术应当解决的问题归结到国民素质上去。
匡亚林：理性的回归需要一定的周期，这不能是成为反映国人素质水平的标准或者镜子，反而应当做是“共享经济”出现的不够理性的谈资。
共享单车被市民用三轮车带走。
王鹏：政府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因噎废食。以发展“共享经济”为契机和动力，以政府出台相关实名制、个人信用记录等政策法规为抓手，统筹、带动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教育宣传，三管齐下，在发展“共享经济”的同时，提升公民素质和城市基础设施、便民设施建设水准，结合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实现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企业利润与社会公益的协同进步。
路边管理失当的共享单车占用大量公共空间。
【“共享经济”亦需政府“看得见的手”】
亚太日报：那么在“共享经济”中，政府要怎样积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呢？
姜铁英：目前，政府对于“共享经济”这一块所采取的方法是“审慎包容性监管”，也就是说采取适度的管理手段，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匡亚林：首先找到症结，完善用户体验，消除技术壁垒，畅通终端服务，使共享经济法律、法规合理衔接； 其次，建立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 再次，强化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 最后，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管力度，推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共享单车占用公共空间治理难度不小。
【实现“共享” 尚需多重要素】
亚太日报：随着技术手段的完善和人民意识的转变，未来“共享经济”的发展方向如何？
匡亚林：未来，“共享经济”会逐步过渡到住宿、交通，教育服务以及生活服务（宠物寄养、车位共享、社区服务共享、WIFI等）及旅游领域，多方位的优秀“共享经济”公司将不断涌现。
薛小荣：未来实现共享经济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建构过程。其中，有五个主要因素：技术、平台、内容、主体、规则。
技术角度，互联网作为社会性技术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无中心性，这是构建“共享”的技术支撑；
平台角度，“共享”必须有一个能够容纳社会各主体交往和活动的共有平台。互联网正提供了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有平台，带来了可预期的发展空间；
内容角度，“内容为王”是互联网时代的一大经济特色。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能够以信息的形式自由流通的内容或产品，才能成为“共享经济”的主要产品；
主体角度，“共享经济”的主体，既应该包含传统的经济主体——企业，也应该包含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主体——个人。只有企业的“共享经济”，没有社会其他行为体的参与，这种“共享经济”本质上只是“分享经济”；
规则角度，在共享平台或空间中，社会各主体应该达成公认的规则来实现各自的交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