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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是一种消耗能源巨大、污染严重的出行方式。一架从伦敦到爱丁堡的航班产生的碳排放量，比索马里和乌干达的年均碳排放还要多。2019年，瑞典兴起了一波“飞行耻辱”（flygskam）风潮。这个词的诞生最初源于16岁瑞典少女桑伯格发起的一场鼓励人们不搭飞机，改坐火车的运动。
世界的另一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新机场也在2019年4月全面投入运营。照宣传海报来看，“这不只是一个机场，更是一座胜利的丰碑。”新加坡樟宜机场长期以来圈粉无数，“星耀樟宜”项目也在去年4月开放，连接着机场航站楼的购物中心，也是一个巨型的自然主题公园，从玻璃材质的穹顶一路往下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室内瀑布，围绕着瀑布的，是高达四层楼的景观资生堂森林谷，里面生长着900棵乔木、6万株灌木。
以往我们从不缺乏体量庞大、设计惊人的机场，大多数都出自著名设计师之手，带着浓浓的科技感：大阪关西机场是伦佐·皮亚诺的作品，马德里希斯洛机场的5号航站楼由理查德·罗杰斯团队操刀，诺曼·福斯特参与了香港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设计。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纵然庞大，但放在十年后的今天，已经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流需求，大兴机场应运而生。然而无论机场如何宏伟壮观，归根结底，背后的设计理念依然是现代主义那一套：建筑之美，美在结构。机场的屋顶就是工程的诗歌。
大兴机场的主设计师是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虽然她此前的机场设计履历几乎空白，但拥有银河Soho给人带来的惊艳足矣。在晚期作品中，哈迪德将办公楼化成优雅的白色世界，抽象柔滑的生物线条魔力尽显。“星耀樟宜”的设计师是以色列裔建筑师摩西·萨夫迪，他名下的事务所还创造了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娱乐酒店，其中57层高、340米长的空中花园中，长达150米的高空户外泳池成为无数游客的打卡圣地。
这样的设计趋势也融入到了庞大建设计划中。福斯特建筑事务所正在为沙特阿拉伯的“红海计划”（Red Sea Project）中一个机场的建设出谋划策。“红海计划”自称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奢华旅行发展项目”。建筑师称，机场将成为“旅行体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绿洲景观贯穿其中”。这个机场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沙漠特有的色彩与纹理”。其顶篷如同沙丘般平滑起伏。福斯特表示：“我们已经不再用传统的眼光看待建筑了，登机口不再采用传统的灌满了空调的登机桥，而是更希望给游客提供郁郁葱葱的花园景观。”
这样的机场给自己的定位不仅是大型运输设备的中转站，设计师的目的是让空中旅行在承担功能性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一次沉浸式的体验，希望机场在完成基础使命的同时，也能成为商场甚至是主题公园。如果说机场和飞机天然就是反自然的产物，充满了人工调节的空气、人造光和隔绝外界环境的合成材料，那么新型机场将让游客回归超自然的环境，为你献上而今自然环境中不会轻易看到的绿叶植被、水与甜品。
“星耀樟宜”自称是一个景点，这是一个就算流连忘返错过航班，你都必须一睹其风采的地方。“有的人会来这里学习，有的人来这里约会，”樟宜机场的一位高管告诉CNN，“还经常有市民发来请求，希望在这里拍婚纱照。”有时候人们会说，现代机场的占地面积、来往穿梭的人群和传统城市可以媲美。坐拥不计其数的商场和公园，机场可以让情侣在下午来一次浪漫的约会，樟宜机场正在一点一点承担起城市的职能。
机场建设浪潮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需求的产物，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中国。2009年，中国年均航空客运量为2.3亿，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涨到了6.11亿。2040年，中国每年来回输送的旅客人次预计可达35亿。到2035年，全球客运量有望翻一番，达到每年170亿。这些数字足以令人屏息泪目。不管今天航空业规模如何庞大，其基础设施如何宏伟，放到未来都不足为道。
机场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空港一直以来都在相互抢夺长途空中旅行的中转乘客，人们可能会因为这里的瀑布更好看，那边的步行距离更短，而决定自己的飞行路线。各大机场都希望登上权威年度航空榜单，比如樟宜机场今年再度摘得“全球最佳机场”桂冠，这是其连续第七年，总共第十次获得这一奖项。机场的交通设施已经能将百万旅客带入家门，为什么不在航站楼增添购物中心呢？
然而最豪华的机场并不只是市场的产物，更是民族自豪感的名片。大兴机场和新伊斯坦布尔机场的开张时间，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也是土耳其独立战争爆发100周年。大兴机场选址位于“北京中轴线”附近，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条中轴线起于旧皇宫紫禁城，穿过天安门，一路往南，扫过几乎南北对称的街道，直达这个对称的放射状机场。塞卡托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具有象征性意义，它现在是北京的第一道大门。”
几十年来，国际机场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着当地传统。在吉达，有个专供朝觐使用的航站楼，建成于1981年，担此重任的是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SOM的灵感就来自于沙漠帐篷。伊斯坦布尔新机场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外形宛如一朵郁金香——土耳其的国花。西悉尼机场也出自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之手，反映出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大兴机场形同凤凰，与福斯特设计的首都国际机场的龙形航站楼遥相呼应——龙凤呈祥，在文化概念和宇宙意义上跳起一支中国之舞。
大兴机场有望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每年旅客输送量可达7.2亿 图片来源：STR/AFP/GettyImages
大兴机场不管是建设速度之快（从官方批准项目到开始运营，一共不到五年时间），还是建成规模之庞大，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机场的中心部分面积之大，可以装得下两个希斯洛机场5号航站楼。设计师扎哈·哈迪德柔滑的曲线风格虽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但她浓浓的“非西方”特性倒是和大兴机场所体现的新世界秩序相得益彰。
大兴机场的主要服务人群，据塞卡托所说，是“中国日益壮大的企业家阶层，一个非常擅长经商、非常独立自主的社会阶层”，他们常常飞行，欣然接受数字技术。因此，除了传统的到达层和出发层之外，大兴机场还有位于两者之间的“自助办理”区域。在这里，一旦用户进行了注册和面部扫描，所有后续的安检和检票都会与面部识别无缝衔接。这个系统十分便捷。
对切卡托来说，现代机场是一个特大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门户”。他说：“与其说你生活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不如说你生活在巨大的城市连续体中，通过空中旅行连接在一起。”机场正在创造时空的折叠。“如果你懂得飞行，知道如何在飞机上安眠，就仿佛可以进入传送门，一下子在两点之间穿梭，时空因此折叠了。”他对中国实现大兴机场这样的项目的能力感到惊叹。
大兴机场已经与大型铁路和公路设施相融合。但新的伊斯坦布尔机场还如同孤岛，正在等待地铁的到来。大兴机场中心区域有多个层次，并且采用了辐射状设计，这种设计令人们10分钟以内即可步行至登机口，而在伊斯坦布尔，步行时间常常在20分钟以上，引来一片抱怨。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人力与环境成本。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建设中，至少有27人死亡，决定性因素是工期造成的的压力。为了建设机场，成千上万颗树被砍伐，生物多样性的摇篮湿地被破坏。如此环境代价到底值不值呢？这样的项目背后的经济动机到底够不够充分？就在土耳其努力摆脱经济衰退的节骨眼上，伊斯坦布尔新机场能不能达到预测的旅客数量？能不能舒缓国家债务？人们提出了质疑。经济学家巴哈迪·厄茨古尔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这并不是简单的数学题。这个机场就是现代土耳其的完美象征。”
是的，环境是个大问题。航空旅行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5％。也许这样还不够骇人听闻，那么如果未来旅客人数增加一倍的话，这个数字将会更大。在发达国家，频繁的飞行往往是个人对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最大“贡献”。
2019年夏天，《建筑师声明》出版后，在建筑界引发了一场论战。该声明呼吁设计师就“气候崩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重危机”采取行动。扎哈·哈迪德事务所、福斯特事务所和格里姆肖建筑事务所都签署了声明，而全球最著名的大型机场也都出自他们之手。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杰里米·蒂尔称他们不过是上演了一出“闹剧”，他认为，机场是不可能“碳排放中立”的。新西兰建筑师、《建筑师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埃尔隆德·巴瑞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筑师应该在气候危机面前表现出一点道德领导力。想象一下，如果福斯特拒绝入伙一个主要机场的筹备建设工作，该是多大的新闻啊。”
今天，几乎所有的大机场都宣称自己的设计理念是可持续的，比如说增加雨露收集和太阳能系统。设计师无法重新定义国际旅行，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自己的技能运用到为之服务的建筑上。
因此，未来会涌现更多像大兴和樟宜这样的机场，规模更加庞大，设施更加豪华。旅客会因为眼前的便利性和自由而感激，也会惊诧于复合材料中的绿洲和弯曲圆滑的建筑形态。他们并不介意把自己的面部特征导入计算机识别系统。
空中旅行创造了现实的另一个奇怪副本，既令人兴奋又枯燥无趣。它改变了人们对日光、进餐时间和个人空间的期待。飞行消除了现实中的一些差异，比如城市与国别，同时又建立了另外的差异，比如空中飞人与没有过飞行经历之人的隔阂。新型机场延续着这种经过编辑的现实，并在其基础之上加上更多的花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如果说城市和机场真的变得十分相像，将是一番多么恐怖的光景。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相信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欣赏现代机场的辉煌，享受瀑布带来的愉悦。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