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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一个人有“地堡心态（bunker mentality）”时，通常是指其固执己见、不能睁开双眼直面世界的真实样貌。但问题在于，理性地回应世态的方式，有没有可能正好就是躲进可抵御炸弹和病毒的地堡呢？
有“实验地理学家”和“城市探险家”之称的布雷德利·加瑞特（Bradley Garrett）最近推出了新书《地堡：为末日而建》（ Bunker: Building for the End Times ），宣称即便无法回答上述问题，至少也要把它提上台面。该书认为，纵观迄今为止有记载的历史，“人类面临的存在性威胁从未像今天这样致命和繁多。”
许多人回应核子与生化武器激增的方式，是为战争的爆发或类似于科幻小说里描绘的那种大灾难做好准备。他们自称“预备者（preppers）”，其共同点是相信当可怕的时刻来临时国家是帮不上任何忙的。
至少大部分国家不行。加瑞特提醒我们，瑞士的地堡空间总共可容纳860万人，而朝鲜则是“有史以来地球上地堡最多的社会”。然而，在冷战期间，英美两国政府为核战末日做的准备却仅限于保全高层政要及国家官僚队伍，于无声处置其他人于自求多福的境地。
加瑞特提到，美国曾号召公民自行修筑地堡来保卫国家。这带来了一种颇为矛盾的效应，引发了一种自我保全感，“令国家变得多余了。”其后果是，美国有不少——起码在这本书里不少——自称爱国的人感到，保卫国家的最佳方式就是彻底和国家脱钩。
加瑞特对他接触到的阴谋论爱好者、妄想狂、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投机分子表现得相当宽容，可以说程度超出绝大多数读者，这可能出于同情（加瑞特承认自己也有预备者的冲动），也可能是学术自律。我就比较小心眼，但凡有谁声称911事件是自导自演，我便会迅速对其见解失去兴趣。
不过，加瑞特在听到这一大堆阴谋论的玄思以后也并没有草率地下定结论。他到访过美国多处荒凉的地堡区，接触过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这些论调异口同声地承诺自己有能力将迫在眉睫的大灾变拒之门外。答案至此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了：拥有这些场所——并为其取了“几近天堂”和“天堂谷”等生机勃勃的名号——的企业家们的经济利益驱使着他们大打灾难经济牌。
《地堡》
一般来说，地堡的标配无非是空无一人的坚固掩体，藏在犹他州或爱达荷州的某个无人问津之地，并向偏听偏信和胆小怕事之人标出天价。加瑞特所称的“恐慌贩子”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罪犯，要么两者兼具，这丝毫不令人意外。
源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非常真实的）存在性威胁引发了强烈的情绪，进而掀起了所谓的第一波“末日潮（doom boom）”。接下来911事件又让恐慌贩子们抓到了新的商机。如加瑞特所言，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安全区不过是美国的社会保护与孤立主义这一普遍趋势的极端表现而已。
据称，美国新建的住宅里有三分之一都处在设有大门的封闭社区里。这种大举从公共空间撤退的趋势有若干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助长诸如“外部世界很危险”之类的观点，这类观点反过来又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对公共空间的信任及投资因之而下滑。
以此观之，我们很难不认为大建地堡的人抱有一种昂贵版本的鸵鸟思维——从物理上拒绝现实。但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忘记自己本身就活在大灾难的边缘。新冠危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面对这种异常讨人厌但又不算特别致命的病毒，我们脆弱无比。
截至目前，这回我们对威胁的最极端反应还是疯狂抢购卫生卷纸。然而，假如核爆或毁灭性的变异病原体真正降临，社会又将如何自持？
抱着新的黑暗时代就在眼前的心态，加瑞特的结论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在于宅在家里并“前瞻灭绝（out-think extinction）”。当你最终冒着危险走出地下防爆掩体后，这个世界还剩下些什么？一群疯掉的人——届时提供安乐死服务的需求可能会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本文作者Andrew Anthony系《卫报》资深记者。
（翻译：林达）